改善开发所致移民安置项目的后果——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报告

论文在讨论四个移民典型案例的基础上 ,讨论在项目中与政策相关的教训     

家国命运的象征映射——论抗战文学中的“女难民”书写

考察抗战文学各种文体,其中出现了大量对民族苦难的写实与表达,而对于女性在战争中苦难与境遇的表现体现得最为真实与丰富。在抗战各类纪实书写中集中出现的女难民,既是战争所带来的民族苦难的具像化身,其实也被作家有意建构成一个反侵略战争文化的明确符号,成为表征战争与和平价值取向的有力砝码。
     

当今不丹的难民问题及其前景

不丹正在摆脱传统权威统治,探索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不丹的民主化道路中,其复杂的民族关系正在成为不丹民主化道路的主要阻碍。毫不例外,小国不丹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买进,其目标是将多个民族纳入到"多元一体"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之中。不丹不恰当的民族政策直接造成了地区民族的问题,直接导致数十万人沦为难民,不丹的难民问题自上世纪发生以来,因为牵涉到尼泊尔、印度和欧美等国家几方的关系,持续得不到解决,已经发酵成为影响不丹社会安定和对政治冲击的重要力量。不丹南部因难民问题而形成的恐怖袭击、暗杀等活动,俨然已经成为了南亚极端势力的沃土,串联印度的极端势力,给不丹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成巨大威胁。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治理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因素的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和欧盟国家就非法移民问题开展合作,使得该问题处于可控状态。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随着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利比亚国内陷入权力真空状态,在政府管理缺失的情况下,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与人口贩卖、恐怖主义、走私等问题相互交织并持续发酵,不仅加深了利比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还对非洲及欧洲地区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非洲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建立合作机制,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北非地区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挑战。     

民国初年陆兴祺救助、组织流亡哲印难民回国问题初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地区的清朝驻军有人响应革命.由于各种势力的介入,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干预,1912年联豫、钱锡宝等前清官员、官兵和商人及其眷属被迫经过印度回国,而后一部分人滞留在哲孟雄、英属印度,成为流亡国外的难民.1913～1915年,“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协调人力、财力,救助难民,并组织他们回国.本文依据档案、文献,梳理了相关史实,并希望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种范式视角看难民问题两难困境

目前,难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长久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其面临着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的两难困境。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控制进入本国领土的人口;而从理想主义观点来看,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优于任何国家利益的政治考虑。这两种观点构成了难民问题研究和难民政策制定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基础。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各国难民接收政策的逻辑,并对我国的难民政策制定有所借鉴。     

缅甸内斗让中国左右为难

来自南部邻国——缅甸北部的军事冲突为乱局频出的中国周边"乱上添乱"。"缅甸战机进入中国领空"、"缅甸炮弹炸平云南民宅"、"大批缅甸难民拥入中国",与中国一线之隔的战火也让各种传言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在缅北的炮火隆隆声中,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开始了缅甸之行。"挖中国墙脚"、"包抄中国后院"、"侵蚀中国优势",媒体以各种刺眼字眼描述着这场访问背后的中日争斗。     

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

二战期间,为避免纳粹的迫害,大量中欧犹太人移居他国。在大多数国家拒不接纳犹太人的情况下,中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收容了大量犹太人。面对来华犹太人的增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在西南地区划区域安置犹太人。此外,国民政府还考虑接受犹太人白尔克拉斯的建议,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史称“白尔克拉斯计划”。碍于中德关系,德国反对安置犹太人,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不一致,而战时中国国内难民问题严重,部分人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持有偏见,也反对安置和移植犹太人,导致计划最终被搁置。虽然计划流产,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中国援助犹太民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民族利益及国际道义两者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国际道义。     

上海米号业嘉谷堂房产纠纷解析——兼论中日战争对上海粮食行业的影响

抗战期间,上海市米号业同业公会会所——嘉谷堂被难民占住。抗战结束以后,为了收回会所,公会方面与十余家占住户打了多年的官司,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54年才最终获得解决。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粮食业本就饱受恶性通胀和政府管制之苦,处境艰难,而旧址被占,更使其业务的开展受到严重的空间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战争不仅打乱了上海粮食行业的发展之路,也给它在战后恢复正常的运作秩序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