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正之美与清初杂剧的艺术构成

清初杂剧的审美品格以雅正为基本特色 ,其在艺术构成方面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 :一是在基本确立了古典戏曲的抒情原则的同时 ,呈现出叙事观念的极度淡化 ,使杂剧创作呈现出诗词创作的一些特色 ;二是题材选择上强化了历史性追求 ,通过对经典故事与著名人物的阐释自喻 ,表达种种借古写心的文人趣味 ;三是音乐结构对曲词的重建导致曲词对抒情的亲和 ,消磨了文体本身对叙事的呼应。这是清初作家以曲为文创作观念的进一步展示。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雅俗文论话语反思——以本雅明“光晕”理论为参照

当今文学、文化领域雅与俗的关系处理及相关古代文论话语转化问题已被摆到突出位置。法兰克福学派瓦尔特.本雅明的"光晕"范畴与中国"雅论"相关范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并在处理文学的功利与审美、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关系问题上具有一定参照意义。     

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

隋唐之际诗学中的雅正观念及体制,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它主要以梁大同以后发生的浮艳、淫放、轻险的诗风为抵制对象。与后来复古派整体否定齐梁诗体的主张不同,此期的雅正观念与体制,是齐梁体内部的一种诗学倾向,其雅正的典范主要来自于晋宋诗歌,与浮艳诗风的区别则在于丽淫与丽则的不同。浮艳诗风始于梁代,至陈、隋时期与流行的新声艳曲结合,一直波衍至唐初;雅正诗风则以炀帝君臣与太宗君臣为主要的提倡与实践者;但是从梁陈到隋唐的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同一批作者中两种不同的表现。雅正诗学有它的局限,并被后来兴起的复古诗学取代,其在诗史上的历史作用也被后者掩盖。     

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

“宗唐得古”是元诗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这种后来的归纳与认定却被过度引申.客观史料和语义学的分析证明: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引申必须得到限制,它只能在“陈述”与“总结”的基础上被理解;元诗的理论口号与实践间存在巨大差异,由口号上的“宗唐”得出元诗“反宋”的引申并不能成立;元代诗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官方“雅正”诗风建立的过程,元人自身的陈述既剖明又遮蔽了历史.     

姚椿雅正诗心论

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姚椿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切入,通过与寒士诗人郭、彭兆荪的比较,论列姚椿的诗歌理论并作品形态.     

清真雅正与清代书院八股文教育

清真雅正是清代朝廷推行的衡文准则,包括在理、法、辞、气等方面有所要求。为了引导生徒作文步入正轨以及促进健康文风的形成,清代一些书院将清真雅正纳入八股文教育的范畴,清真雅正在书院学规、课艺甄选、课艺评点等内容中有着重要体现。为了便于生徒理解清真雅正,施教者要求研习明清时期八股文名家善本,用范文来指导习作。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清真雅正教育时,重视将为文上的开导与为人上的训迪结合起来,从而为国家培养品学兼优的科举人才,实现文学教育的崇高理想。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析《雪桥诗话》“雅正、质厚”的诗学观

《雪桥诗话》是杨钟羲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八旗文经》的姊妹篇,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立足《雪桥诗话》文本,探析其＂雅正＂、＂质厚＂的诗学观。     

中国文论正变史观的历史向进

＂风雅正变＂是中国文论史观的最初形态。＂以正为正＂与＂以变为正＂的观念一直纠结并延续于两千年的传统诗文理论中。＂变＂也指导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却不可避免事实上的＂正＂。主正、主变、代胜以至进化,中国文论正变史观一直流转在群体社会和个体人生之间,正变都维系于人生,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