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的定性

刘明祥在《清华法学》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类案件，行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及密码、或者猜出密码后，在ATM机上取走了大量现金。对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目前存在较大争议。作者认为，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走大量现金的行为，既不能定盗窃罪，也不能定侵占罪，而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以“机器不可能被骗”作为否定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不可靠。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同拾得他人的钥匙后用钥匙开门取走财物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拾得信用卡并不等于拾得了信用卡上记载的现金，而信用卡本身也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论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司法认定及刑罚适用

信用卡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它是商品经济发展,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电脑技术发展的产物。目前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在经济生活中时有发生,探讨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刑罚适用,对于有效防范信用卡诈骗罪很有帮助。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由一则案例引起的思考

盗窃罪、诈骗罪作为两种传统型、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在司法实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两者均为侵财类犯罪，主观犯意相同、客观行为也具有相互交错的情况。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引发争论。     

特殊情况下,遗产该怎么分

正案情:任某姐弟二人之母刘某向所属单位缴款集资建房,后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其间,姐姐嫁到外地,母亲随弟弟共同生活,由弟弟赡养照顾。后母亲因病死亡,该房屋由弟弟居住使用。姐姐离婚后,从外地返回该房居住。双方因对母亲留下的房屋权属问题发生争议,姐姐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母亲的遗产各享有一半。     

女子一房二卖获刑十年

女房主罗云一房二卖，房子因买主起诉被法院冻结。可是。罗云又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并获利50万元。最终，法院终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罗云有期徒刑10年。据了解，罗云成为北京首例因一房二卖而被追究刑责的房主。     

破解刑民交叉司法困境的现实路径——以非法集资类案件为视角

刑民交叉案件是当前司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呈现出定性选择难、利益衡量难、程序转化难、严格适用既判力标准难、涉案财物处置难等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从程序法和实体法角度进行归类和解析,可以概括为程序性困境和实体性困境,而程序性困境是制约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要走出程序性困境,应立足司法现实需求,着重向程序法回归,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更加注重程序的转化和衔接,赋予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完善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合理确定既判力范围;同时,避免机械适用抽象的权利原则,注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效益最大化。     

互联网金融公司非法集资犯罪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前置化研究

当互联网金融公司实施非法集资行为时,被害人权益保护存在自我权利救济处于被动地位、作为一般债权清偿滞后、程序费用支付构成多重伤害、经济损失取回周期经历较长等不足。这种侧重于打击犯罪的事后救济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投放阶段与储户资金的流动阶段对犯罪行为进行拦截,使被害人资金在被互联网公司实际支配前得到有效控制十分必要。     

侵犯财产犯罪相关罪名争议焦点及认定

侵犯财产犯罪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几类罪名之一,同时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侵犯客体、客观行为、犯罪手段和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态势。针对侵犯财产犯罪中最常见的诈骗罪、侵占罪、敲诈勒索罪在司法实践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进行分析。重点围绕以下焦点展开,即诈骗罪中,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手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认定,在欺骗手段只是给实施其他直接获取财物手段创造条件的场合下,应如何把握定罪的标准;在侵占罪中,遗忘物和遗失物的区分,客观方面认定的标准;敲诈勒索罪中,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本质区分,敲诈勒索罪和民事纠纷的界限。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应如何确定罪名

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在实践中的区分有时是不易的,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本文在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客观不同情况,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的行为的定性问题做了简要探讨,欲对司法实践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