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渤海国的靺鞨人构成解析

当前学界基本认同渤海国是一个以靺鞨人为主体民族的政权,而靺鞨人融入渤海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营州之乱追随大祚荣东奔的靺鞨人;第二阶段是渤海建国集团来到高句丽故地,整合的当地南部靺鞨人;第三阶段是渤海建国后,历代统治者对北部靺鞨的数次征服,纳入进渤海国的北部靺鞨人。这三个阶段融入渤海的靺鞨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归宿,由此决定了初期参与建国的南部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等民族形成了族群意义上的渤海人,而后纳入其境的北部靺鞨人因风俗文化的极大反差,及心理认同的巨大差异,最终未完全融入渤海族人之列,成为渤海国北境的被统治民族,只能被称为渤海国人。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关于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兼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虽有联系，但二者所要求具备的权利条件并不相同。企业经营权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适宜。鉴别“法人”属性的根本标志是有限责任制，但国有企业却不能独立承担有限责任，其经济责任累及国家，由此得出我国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     

改善开发所致移民安置项目的后果——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报告

论文在讨论四个移民典型案例的基础上 ,讨论在项目中与政策相关的教训     

战后移民与澳大利亚人口变迁

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从非英语国家接纳了大量移民.这促进了澳大利亚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其人口的民族及文化结构和年龄结构的重大变迁.     

辽朝移民问题研究

辽朝建立前夕,制定了“广土众民”方略,成为辽朝治国百年大计。辽朝的百年移民,为契丹统治者设置州县,实施一国两制奠定了前提条件,促进了北方的封建化过程。     

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价值取向在于保障私权、制约公权和维护程序公正。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充分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以及我国的证据法传统和行政管理现实等相关因素，客观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黔电送粤"中水电真实移民成本问题研究

现行“黔电送粤”的电价未能反映真实移民成本。理应在厘清真实移民成本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在谈判和核定电价时加以考虑,促使真实移民成本成为电价的构成要素,这对于解决各族移民的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