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的流行性艺术素质

“革命文学”之所以在1920年代后期广为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为广大读者熟悉并喜爱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其艺术素质隐含着一定的流行态势。“革命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作家及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它在题材上呈现出的“故事类型”化特点,以及局部细节描写上的“套式”形态,都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此外,传统的人物描写手法以及语言的简单易懂,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广泛流行。     

"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作为现代革命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丰富了左翼文艺界的革命想象、异域感受;反衬了民众的生存境遇;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促使1928年中国文坛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设。这就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的共事与合作

痛击"新月"派的挑战,创办<奔流>杂志,探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实质和内涵,团结"左翼"作家结成统一战线,争民主、争自由、抗日救国,是郁达夫和鲁迅携手的目的,同时也是他们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港台海外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正主持人语:本期发表的,是陈建华教授的一篇从关键词入手,重新探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课题的文章。陈建华(Jianhua Chen),生于上海。1988年获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哈佛大学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休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文学史、"革命"观念史、视觉文化史、近现代报刊与传播文化研究、诗学诠释学等。在学术方面,英文近著包括《陈建华     

苗延秀、包玉堂的生命意识对革命文学的贡献

由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大多趋于模式化、程式化。时代环境无法改变,革命文学作家们也就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是广西当代少数民族革命文学作家苗延秀、包玉堂将自身的生命意识融入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独特抒写空间。他们在原生态的浪漫抒写、女性个体表现、民族民间化等方面对革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蒋光慈的三重角色及其人生悲剧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身兼新文学畅销书作家、普罗文学倡导者和资深共产党员三重社会角色。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撕裂的角色结构:其中角色1和角色2、角色2和角色3分别形成两个交集,而角色1和角色3则彼此相斥,互为两极。然而深深卷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蒋光慈对此中隐患毫无察觉,商业上的成功既使他拥有了昂首天外的资本,又使他目不见睫,以至引发了与党组织的决裂以及他的人生悲剧。蒋光慈的悲剧性结局作为一个饱含深意的象征,说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与无产阶级文学在根本逻辑上存在着深刻抵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质性的左翼文化始终存在着被"驯化"的危险,而左联备受诟病的"第二党"运作方式正是针对这种不利情势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讲话》的前奏:五四到“左联”时期关于人民性理论的探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民性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所阐发的理论是建构"人民文学"的基本依据。五四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酝酿时期,周作人等先觉者从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学将"平民"作为叙述焦点的合理性,革命文学的论争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确立时期,理论家们普遍强调培养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强调作家的底层生活体验、表达底层民众的愿望诉求等,左联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时期,明确提出要创造"民众的"文学,其"发展"具体表现在对人民性理论三个维度——"生活体验中的人民性"、"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阅读接受中的人民性"的阐述上。     

文学政治化的悲剧——以南社为例的反思

南社是一个有浓厚政治气息的文学社团,借助于革命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南社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同时南社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性也越来越明显,“革命”成了南社文学的标签,其实就旧文学而言,南社的创作自有其多种面貌,“革命”并非南社文学的全部;就新文学而言,南社既有与之论争的反面刺激,也有创作和理论上的正面推动。但是随着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这一切都被淡忘,南社的悲剧,就是文学依附政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