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     

武则天与侨姓琅邪王氏复兴:以王方庆为例

以王方庆为代表的侨姓高门旧族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积极向武周政权靠拢,凭借其才学品行宦绩,深被武则天知遇,在治理地方、安定南疆、维护海外贸易和齐定朝仪典制、整肃风气、护佑太子、忠言直谏等方面大有作为,对武周朝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琅邪王氏亦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门户。而其他三家侨姓高门除陈郡谢氏早衰外,武则天对于出身齐梁皇族的兰陵萧氏,既无重用之意,亦无拉拢之心;江左袁氏也不似琅邪王氏积极向武则天示好。故而在武则天执掌的政权中,较难寻觅到江左袁氏人物踪影,兰陵萧氏更是不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在李唐政权中的活跃程度。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