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韵生动"之概念内涵在绘画领域内的嬗变

“气韵生动”是我国古代绘画批评领域内的最高美学标准。其本质内涵即是“传神”,自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便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而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嬗变,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一)传人物之神(魏晋)、(二)传山水之神(两宋)、(三)传作者之神(元)。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演变趋势,也显示着中国绘画自身的演变规律。     

六朝时期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

吴郡陆氏自东汉以后 ,历六朝之世 ,数百年间始终居于江东土著世族社会之显赫地位 ,这与其家族文化有关。陆氏之家风尚忠义、追求事功 ,在文化上以儒学为根本 ,兼容并包 ,尤重文学、才艺 ,从而使其代有才人、兴旺发达。     

湘云易装卮言

史湘云易装的故事,是曹雪芹对中国历史上女扮男妆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的创造性解读的产 物,文章从女性服装的角度,展现了曹雪芹新的女性观,探索了女装的新的发展趋向,再现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对酒不能言--论阮籍与酒

酒与文人的结合是中国历史一个闪亮的焦点。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士人选择饮酒而狂的人生有其深厚的原因。酒与阮籍现实人生的密切联系成为名士生活的典范。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之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特别是阮籍诗中无酒可谓文坛的遗憾 ,由此引发我们对于魏晋时代的深入思考。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

魏晋时期,巴蜀地区仅出文学家14人,较之西汉巴蜀本土文学的辉煌及魏晋时期其他一些地区本土文学的发达,显得相当寂寥。所以如此的根源在于:蜀汉的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落有碍巴蜀文家的显名于世,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论魏晋玄风下的中国佛教般若学言意观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言意观，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在“言语道断-假言假象-忘象息言-求理象外”的体系建立上，在论述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上，受到当时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对语言符号假有、空性的认识，对“形象”的认识以及提出的“顿悟”说等，拓宽了认识和意识能力的范畴，对后世影响甚深。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