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韵生动"之概念内涵在绘画领域内的嬗变

“气韵生动”是我国古代绘画批评领域内的最高美学标准。其本质内涵即是“传神”,自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便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而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嬗变,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一)传人物之神(魏晋)、(二)传山水之神(两宋)、(三)传作者之神(元)。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演变趋势,也显示着中国绘画自身的演变规律。     

湘云易装卮言

史湘云易装的故事,是曹雪芹对中国历史上女扮男妆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的创造性解读的产 物,文章从女性服装的角度,展现了曹雪芹新的女性观,探索了女装的新的发展趋向,再现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

魏晋时期,巴蜀地区仅出文学家14人,较之西汉巴蜀本土文学的辉煌及魏晋时期其他一些地区本土文学的发达,显得相当寂寥。所以如此的根源在于:蜀汉的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落有碍巴蜀文家的显名于世,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论魏晋玄风下的中国佛教般若学言意观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言意观,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在“言语道断-假言假象-忘象息言-求理象外”的体系建立上,在论述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上,受到当时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对语言符号假有、空性的认识,对“形象”的认识以及提出的“顿悟”说等,拓宽了认识和意识能力的范畴,对后世影响甚深。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与解脱之径

魏晋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士人个体生命价值意识觉醒,面对建功立业与时光易逝,身怀异才与明主难遇、知音稀少,政权易代、杀戮异己与名教虚饰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挥之不去.他们摆脱感伤之情的途径大致有:以时不我待的奋进精神鼓吹功业,抑止感伤;以宴乐、叙友情、怡情山水、游仙来淡化感伤.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