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中国宗族制度与封建国法之关系

宗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之一,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与封建国法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彻底肃清宗法观念的遗毒,对依法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两汉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与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

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重建和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尤其与大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来源一般有买卖、国家授赐、豪取强夺等几种途径.一方面,宗族势力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获得土地,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又利用手中的土地作为团结宗族的手段,纷纷采取庄园经济模式,组成一个个宗族的社会经济集团.两汉宗族土地所有制成为东汉以后土地制度的重要形式,宗族组织在社会生产方面也逐步表现出重要的生产组织与保障职能.     

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及其历史使命

本文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宗族的变化和发展，探讨了海外华人宗族文化的实质与特征。认为海外华人宗族文化是华夏宗族文化的外延和演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开放、兼容、更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据此对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历史使命作了展望和简要论述。     

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布朗功能学派理论对林耀华东南宗族研究的影响

通过比较林耀华早期的经验研究和1936年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在燕京大学的讲学课程，发现了二者在社区研究等理论方面的相通之处。林耀华通过在东南宗族乡村作出的实地调查，发现宗族的社会学特点：宗族的经济功能基于血亲间的分工合作，其情感结构面向祖先和国家，是开放而又复合的。在面对市场时，宗族作为整体积极参与其中。在面对国家时，宗族接纳了国家的权力系统。宗族即是布朗所讲的“活”的功能体，具备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因此，林耀华一直坚持用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