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文化消费市场·言情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下)

上海小说清末与民初有深刻不同,清末通过报刊出版实现了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民初在维新思潮弱化背景下,则对都市文化消费市场有更强的依附性,是新兴都市上海以吴文化为根柢的的商业性与消费性的表现,所出现的以言情小说为主的甲寅中兴,在消费性文化市场的恶性膨胀中成为过眼烟云,清末上海文坛所发生的变化也迅速消退,文坛热点和中心重新向欢场回归,更有市场效益的黑幕小说,成为文人及报刊出版竞相依附的文类。可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以思想启蒙为先导而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发生变革,清末民初上海为现代小说的萌生所提供的资源,只有经过五四才可能真正得到继承与发展。     

近代城市黑幕小说的再审视——以《上海秘幕》及《北京黑幕大观》为中心

文字而冠以黑幕,本就带有浓重的商业炒作色彩,这在小说市场化、商品化的近代城市并不为过。问题在于学界过高期待其匡时警世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其作为文学消费品的消遣娱乐实质,因而毁之赞之,众说纷纭。当下有必要站在客观的立场,重新审视这波一百年前兴起的文学浪潮。     

辛克莱揭黑幕小说的慈善观

美国揭黑幕文学的代表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一生追求文学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他的揭黑幕小说旨在反映"揭示危机,建构正义"的宏大叙事。辛克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指向制度自身的改良,因此有闲阶层的慈善行为是辛克莱小说的惯用主题之一。在辛克莱的文本中,慈善行为具有分散性、短暂性、阶段性、偶发性的特征。慈善既是延续美国互助传统的文化行为,亦是有闲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政治妥协。     

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由盛转衰的文学史意义

到1918年前后,以《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等书的出版为标志,现代"黑幕小说"的繁荣达至高峰。"黑幕小说"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反响和争议是强烈的。"黑幕小说"遭遇了新文学家强有力的批评与阻击。这种现象的发生,恰恰表征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此以后,现代新文学作为一支新军逐渐占领文学历史的舞台;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以及古典文学开始淡出历史中心,成为一个次要的角色,通过不断的内部调整,比较低调地默默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