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李嘉图笔记”与李嘉图难题——《伦敦笔记》中经济学思想实验研究

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经济学入口。但是,他更关注这一正确的经济学基石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缺席于可见的近期经济学表象中。马克思发现,一旦李嘉图讨论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经济活动时,这个劳动价值论就会被悄悄遮蔽起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关系畸变为不同生产物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李嘉图不能理解,资本关系不是物,而是一种支配性的生产关系。他无意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属于资本家的这些物性对象,本质上都是过去工人劳动的产物。并且,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的运作,仍然是由活劳动推动的。这一发现必然使马克思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文化翻译视角下《边城》英译本的“抵抗式”翻译研究

《边城》是京派小说家沈从文享誉世界文坛的代表作品，是描述“湘西世界”的典范之作。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边城》为个案，分析杨氏夫妇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文中的中国文化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细分、归纳了“抵抗式”翻译理论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