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位置的增容

论元一般指的是谓词联系的实体 (名物性成分 ) ,论元位置体现在句法结构上只有三个 ,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事实上 ,谓词的语义决定了论元的数目、论元的语义角色和分布位置 ,进而在句子结构中体现出来。在句子中 ,有些状语和补语位置也可以看作论元位置 ,只要该位置上的成分是谓词语义的强制性成分 ,那么 ,该成分也就是谓词的论元 ,它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就是论元位置。论元位置由原先的三个增容为现在的五个。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李白家世之谜破译

李白生前笔述口授其家世的有关材料,真实可靠。李白为凉式昭王李暠之孙李重耳的后裔。李白曾祖李贞为李虎玄孙。李白祖父为李暠九世孙,李白为李暠十一世孙。     

《古兰经》注释学研究

自公元622年以来,历代穆斯林学者秉承经训的创制(Al-'ijtihad)原则与精神,构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及其学术体系.《古兰经》注释学('ilm al-tafsir)则是该体系中仅次于圣训学而成的最早学科.《古兰经》涵盖的多学科性质,决定了注释学既是独立学科,也是交叉学科.注释学的立论、界定、要求、方法均为注释《古兰经》确立了明确的注释理论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历代注释家据注释学原理解读了《古兰经》基本要义,并彰显其集教义与文化为一体的经典价值和社会作用,从而使亘古不变的《古兰经》始因注释的变化而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从中心到边缘——“英雄人物”批评话语的源流及考量

“英雄人物”成为共和国初期文学的中心话语，这一话语的提出与实践，至始至终就不是一个纯正的文学命题，而是一个带有时代性、方向性、政策性的理论导引，其预设之初就偏离了戈学的轨道。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英雄人物”与政治密切相关，致使其每一次的“净化”之路都指向神化、僵化之旅，钻进了人物塑造的死胡同。     

《肇论》的论证艺术与语言风格

东晋高僧僧肇,师从鸠摩罗什,吸取中观学派“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论辩艺术,将其与先前接受的儒学、玄学影响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辩风格。《肇论》在语言风格方面,受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的影响,但与其重在释理的特点有关,因而又不为文体所束缚,将深邃的佛理用自然朴实的语言阐述清楚,是在中印文化交融下结出的“论”体“奇葩”。     

从阿维森纳的模态论证浅析“上帝存在论证”之“隐”

本文从阿维森纳对"上帝存在"的模态论证出发,综合其他历史上著名的论证,指出上帝存在论证似乎不可能跨越理性这个难关。由此转入对"人类理性之维(逻辑之维)是否无法打通有限世界与无限世界之间的门?"问题的探究,并对此问题背后的可能性原因进行分析。     

唐代原州城建废争议探析

唐代的原州“通衢”关陇,与其西边的“七关”构筑成一个有效的军事防御系统。安史之乱后。原州城沦陷于吐蕃并遭到废弃。代宗、德宗、宪宗朝宰相元载、杨炎以及泾原节度使王潜数次提出重筑原州城的建议,但均因唐廷态度消极而最终未果。原州城的数次“建废”争议,实质上反映了唐廷在安史之乱以后奉行的保守性消极边疆防御策略,轻视城防、堡垒性作战等传统边防策略,以及“安内”优先于“攘外”的主导性战略思维。     

伪造货币罪之疑难问题新探

由于刑事立法对伪造货币罪是采用简单罪状的表达方式 ,因而刑法理论中对其构成要件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和打击伪造货币犯罪。为了统一定罪标准 ,本文从学理的角度对伪造货币罪的直接客体、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以及伪造并持有、使用货币的定性这四个存在争议的疑难问题作探讨 ,阐述自己浅见 ,以期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认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