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城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关，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中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中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沈从文创作心理三部曲

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社会(主要是在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乡下人”的审美立场,构建了城乡异趣的文学世界,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在心理的迁移过程中,沈从文的创作呈现了三部曲:感伤/回忆—嘲讽/抒情—白描/写实。在此基础上,《边城》意蕴、《长河》残卷也有了新的阐释。     

红杏出墙新解——谈《犬奸》、《贾儿》、《成仙》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的《犬奸》、《贾儿》、《成仙》三篇小说进行了再次解读,特别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红杏出墙"的女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分析,进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体验的诗学:论顾城诗歌中的“自我”观念

个体体验属于个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认知,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而顾城自小而大的独特成长和经历则促使其不断地追寻自我。从幼时开始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渴望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而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让顾城逐渐在生成文化自我的同时走向了一个反文化的自我,抗拒社会文化对自己思维的统治,在反叛中执着地追寻着自我。出国后的异域体验,让他在多元文化的映照下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在东西方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体味生死,追寻终极的自我,最终形成自我的消解。顾城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是时代与社会变动中独异的文化样本与标志,也是一个个体努力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探索。     

重庆市图书馆藏《永乐北藏》源流及版本考

重庆市图书馆典藏有一部明刻本《永乐北藏》,卷帙完整、刊刻精良、品相上乘,诚为镇馆之宝,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该套《北藏》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程德全所迎请,后由当地政府赠与本馆。本文通过追溯程氏与佛教渊源及《北藏》入藏本馆经过,旨在正本清源,纪念程氏修佛、弘法之善举。同时,通过翻检子目,详考序跋题记,考释钤印,试图阐述此部藏经之版本特征,以彰显其独特历史文化价值。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从邹缉的《奉天殿灾疏》看明成祖迁都的是与非

关于明成祖迁都的问题,历史上议论纷繁,莫衷一是。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成祖与邹缉等人关于迁都的论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理。成祖的迁都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也不排除隐含其“欲威制万方”、“君主华夷”、“控四夷创天下”的雄心壮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邹缉等的非议,在于指出迁都之举所引发的种种副作用,中心是主张安民,反对扰民。其奏疏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谏书,也是一篇指斥时弊之作。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黄山艺苑诗选(5)

搜集整理江德中、吴树诚、吴绮、程守4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37首诗作,对作者、诗的出处、诗中涉及人物和历史作了考证。尤其对程守的生平、友人与程守的唱和作了较多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