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词看苗汉两种语言的关系

“名物量词”在各种语言中的产生、发展规律不尽一致。因此 ,透过“名物量词”探查两种语言的源流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从苗汉两种语言量词的统计材料中 ,可以看到两种语言量词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湘西苗语的量词与同时代汉语的量词相比 ,在数量上没有汉语的多 ,在范围上没有汉语的宽。各个历史时期 ,湘西苗语都从汉语借用一批词语 ,相应的汉语量词就跟着进入苗语了。从量词的起源和发展来看 ,苗语深受汉语的影响 ,但是很难说苗汉两种语言出于同一母语。     

构建新型政民关系之我见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大，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政府在其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必须在追求客观、公正的同时，更加注重法治化、制度化建设，这些都对构建政府与公民良好的互助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布莱尔对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定位与调整论析

基于1980年代以来工党和保守党处理工会问题的经验教训以及工会的新变化,1994年出任工党领袖的布莱尔把对工会的定位由工党的劳工运动盟友转变为社会合作伙伴,对工会开始采取疏远和强硬的态度,尽力削弱附属工会在党内的权力。布莱尔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调整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产生工党失去身份特征、核心选民减少等问题,对此要给予全面辩证地认识。     

伊拉克战争以来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

伊战前中伊两国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往。伊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倡导的伊拉克重建，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俄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与伊拉克新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公司也积极参与了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与战前相比，中伊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能源合作的地位上升，中国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国公司的投资从一般制造业和建筑承包转向能源和高层次的制造业。中国对伊拉克新政权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合作对于伊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保证了中国在伊的权益，在2014年6月以来伊拉克的动荡中，中国和伊拉克共同努力妥善保障了中国的利益。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临夏市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民族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针对临夏市的实际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临夏市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大的几个变量,即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通婚的增减以及宗教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来衡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临夏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论,并归纳出城市化进程中临夏市的民族关系具有主从性、敏感性、易发性、历史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临夏市各族群众必须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建立临夏市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机制.     

论回汉民族关系亲密的四大共因

本文重点对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回汉亲密的民族关系的共因作论述和分析。全文依次从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共同性,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回汉两族语言使用的共同性四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证明回汉民族从相互接触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团结再走向和谐凝聚的一个生动缩影。这对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过程,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东渐西教应对的比较考察——以早期耶稣会东来布教为中心

尽管早期赴远东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采取了灵活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但由于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导致其在远东的传教事业相继遭到失败。通过对康熙与丰臣秀吉禁教的个案分析,可以认为东来耶稣会的失败在中国主要是为中国文化所败,而在日本更大程度上是为日本统治者的个人权利所败。     

关于常系数线性非齐次递推关系的求解

本文利用构造生成函数的方法给出常系数线性非齐次递推关系:h(n)=a1h(n-1) … akh(n-k) f(n)解的-般公式及其应用,其中f(x)为一般函数.本文的方法是对文献[1][2]中特殊形式f(x)=βnP1(n)求解的一种推广,此方法更具有一般性.     

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变革

在中国的党政关系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政府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成为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决策执行者,政府的核心价值、体制构成、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也取决于执政党的制度性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一型向嵌入型转变的漫长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内在地决定了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特有的两位一体治理方式的变革逻辑,渐进演绎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内在轨迹,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合理性支持。     

侦诉一体化：我国检警关系之重塑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定位准确、线条流畅的检警关系对于诉讼机制的协调运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检警配合制约模式,却导致了我国检警关系的错位。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检警关系予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