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经典阅读:高校图书馆应充当的角色研究

本文从高校图书馆推动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意义、优势和举措三方面做了一些探讨。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译介

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从传入西方开始,便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所有译介中国经典的人物当中,理雅各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严谨的译介作风及至今日仍被业界所推崇,其《论语》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标准译本,而其成功的经验及其译本的不足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文学经典品格谈

本文从已经证明是能够超越时空的、世界公认其为典范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些许认定文学品格的准则,并就其中的部分准则举例展开论述,对我国议论中的“百年文学经典”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     

文心雕龙宗经篇疏释

刘勰提倡“宗经” ,并不是推崇和宣扬儒家思想 ,而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中所体现的文章写作的各种表达方式和技巧 ,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生动表达技巧的有补于世的好文章 ,以抵制当时愈演愈烈的浮华文风。儒家五经在文章写作上表现方法齐全 ,艺术技巧多样 ,文体类别兼备 ,源远流长 ,这是刘勰把它奉为文章写作典范的理由和根据。“六义说”是刘勰主张宗经而在文章写作方面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是刘勰对文章写作理论的贡献。它对于现代各种体裁的文章写作 ,仍不失理论指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