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论方东美的生存哲学

方东美的生存哲学是针对西方主客二分思想的弊端提出来的 ,它包括生命本体论和生命精神六境界两个层面 ,通过对这两个层面的论述 ,分析方东美生存哲学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及其缺失 ,以增益现代对人的意义与价值的哲学思考。     

多元人生视点与小说艺术的多功能——方方小说结构论析

本文从小说结构层面 ,研究方方小说的结构型态 :现世与历史的共时态 ,立体交叉的网络体 ,具象与抽象的契合式。由小说结构型态的考察 ,进而分析不同结构型态的多种艺术功能     

共命慧与圆融美——方东美哲学理境探赜

方东美哲学体现了融贯东西,涵摄众家,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特征,代表了中国哲学在现代条件下寻求重建与发展的一种尝试与方向.他通过比较哲学研究,最终回归于中国文化本位.因此,他重建中国哲学传统的工作具备了世界总体文化的宏阔背景,有着深远的文化意蕴与现代意识.他强调讲中国文化传统应该诸家并重,虽然他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主脑,但他并不赞成定儒家为一尊的作法,尤其反对"道统"观念.他不同意"接着(宋明儒)讲"的路线,而是把眼光投向中国哲学的原点.他的生命本体哲学的标出,表明其哲学创构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一二之辩与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

晚明三教合一达到顶峰,方以智亦预其流.他利用一和二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一个圆融的体系,三教皆含摄于其下.方以智认为,"二非定二,二本是一;一不住一,一即是二",一二之间圆融无碍.儒家的"一以贯之",佛家的"三谛",道家的"无知知"及"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三家是相通的.     

方国珍走对和走错的几步棋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升降起伏的一生走过几步关键的棋,有对有错。他树反元大旗,归顺朱元璋两步棋走得很精彩,但他对待人才的几步棋却都走错了。究其原因,与方国珍读书少、文化素养低,志向不够远大有关。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     

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

作为男性作家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围城》中的男权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和方鸿渐的眼光,对与方鸿渐有关的女性的外表、性格、心理作了大量的歪曲和变形的刻画,时而含蓄时而明显地嘲讽和贬损女性,从中显现出男性作家典型的男权意识,《围城》在女性观念上呈现出某种滞后性和保守性。     

试论《围城》中的情与爱

一部《围城》,差不多所有的男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情爱领域,钱钟书先生用其不朽的笔描绘了关于情与爱的众生相。本文试图围绕着方鸿渐,把《围城》所展示的情与爱分为一夜情和偷情、旧式婚姻及新式恋爱三种样态,并根据作家对待情与爱的态度和传统道德观念,按照庸俗、传统、世俗、理想的情与爱顺序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围城》真实地揭示人生的困境和感情的困惑,但是,钱先生的情爱观是传统的、矛盾的、悲观的、失望的。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