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

本文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中诸《高昌传》所记“兼用胡书”、“皆为胡语”、“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等作了分析和校正。指出这些记载不符合高昌王国实际,认为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高昌王国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她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与高昌王国的家族联姻——以宋氏家族为例

高昌地区出土的《某氏族谱》虽然内容残缺不全,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颇丰。本文主要以宋、张两氏的联姻变化为例,探讨了婚姻对象的选择与家族地位升降的问题,并进而讨论了该谱的出自与存废情况,以及谱牒类型与其功能偏向问题。有关该谱的研究不仅对谱牒学的发展颇有裨益,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家族史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     

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作者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 而且编排格式独特, 似与唐五代敦煌《朋友书仪》有共同的源头。     

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参与研究——以高昌故城为例

高昌故城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此收集资料、挖掘文物,高昌故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本文结合实地调研和考古笔记等资料,梳理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高昌故城及毗邻村庄阔纳协海尔村的历史变迁,综合分析了高昌故城保护与利用过程中社区(居民)与遗址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应注重社区参与,将文化遗产与遗产地社区利益主体纳入整体研究视野,不断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文化遗产与遗产地区社区(居民)的双利共生状态。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     

元代高昌偰氏家族再探

高昌偰氏,畏兀儿人,其家族支系繁茂,于政治、文学诸领域均有杰出代表,历经唐、元、明、清、民国,绵延至今,在中国家族史、民族史上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正因如此,偰氏家族引起了中外学者广泛兴趣与关注。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昌偰氏家族入华后在汉地的支系繁衍、生息、分布及其族属演变再做探讨,并指出其家族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从唐到元乃至现代的发展变化。     

简论西域古城高昌的历史与宗教信仰

介绍了西域古城高昌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概况,分析了高昌古城每一历史阶段的宗教信仰,认为古西域高昌存在以佛教为主导的多宗教并存的信仰体系。     

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比值

本文主要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详细探讨了萨珊银币作为麹氏王朝高昌的基价货币,在政府税收和民间商品交易中的比值。肯定它在西域通用了一百三十余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