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

本文依次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道德的继承与创新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     

公共行政道德建设浅析

实现以德治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只有加快以限权为中心的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的不道德作为,推进行政道德的法制化建设,加强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道德的社会惩戒机制,把道德考核作为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才能实现高度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升高的合理性因素分析——基于制度转轨的考量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尤其是经济成本不断升高,这里面既有合理性因素的增长又有不合理因素的增长。但是学者们往往过多地关注于不合理因素的增长,对于合理性因素的增长的分析很少涉及。分析执政成本升高,不看到其升高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只去分析其不合理构成和不合理因素,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能从制度转轨导致执政成本升高的合理性因素分析入手,则会对执政成本升高的原因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科学阐释--试论"三个代表"的本质

在现阶段党的建设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要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威信;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经受住考验的干部队伍;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坚决消除党内的腐败现象.从而,不断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本质.     

治理理念对调整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的指导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经济性行业协会承担起行业管理的重任。但是我国的行业协会还没有完全实现自治，尤其是在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如政社不分和职权不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行业协会的发展。政府应该依循治理念为行业协会提供适当的发展空间，促成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作，以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     

江泽民执政为民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

江泽民执政为民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的结果.江泽民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如民为邦本、为民请命、勤政爱民、重德修身、倡廉反贪等思想的现代转换,最终确立了执政为民思想的本质、核心、基点、思想保证、政治保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     

新时期构建和谐党群信任关系的几点思考

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经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以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对全民族尤其是青年的信仰教育,对搞好当前的党群信任关系、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试论儒法对“刑罚”问题之分歧

儒家孔孟和法家虽然都正视刑罚对治国治民的作用,但两家的"刑罚"观却存在很大分歧。从三个方面分析儒法两家"刑罚"论存在的分歧,并探讨法家韩非子是如何在抨击儒家"刑罚"论的基础上建立法家绝对的"严刑重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