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修辞性研究

哈贝马斯(Habermas)是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其对修辞学的贡献在于将归属于批判理论的交往重要性进行理论化。他对各种形式的公共性的历史叙述,尤其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叙述,以及他对交往行为理论的阐述,构成了他对20世纪修辞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角度探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论法律话语理论从德沃金到哈贝马斯的演化

为了超越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德沃金坚持认为,必须把基本的权利原则作为具体的法律实践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和适当地制定和应用一种法律.为此,德沃金要求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性原则"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但由于坚持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立场,他并没能对法律话语理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解释.为了走出法律话语理论的误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真理合意论"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The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of Habermas''s Moral Self-discipline Theory——To Discuss with Professor Yao Dazhi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是其实践哲学、也就是道德自律学说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运用和实现。姚大志撇开哈氏整体的实践哲学体系,单在政治哲学文献中寻找内在逻辑,造成了一系列错误。哈氏政治哲学的逻辑是:主体间交往实践生成主体,因此主体间交往(公共商谈)既是开放的,又是自律的;法律的开放性是私人自律与公共自律的通道,也是道德自律的政治实现的途径。坚持哲学对政治的参与,体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传统对哈贝马斯的影响。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meaningful work: a Habermasian critique

ABSTRACT

A dominant theme of the workplace spirituality discourse in HRD is its transformational nature which enables an organization to imbue work with purpose and meaning.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roviding meaningful work to employees enhances several indicators of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However, this discourse ignores that such organizational interventions are shaped by capitalist power relations in which the organization is embedded. In this paper, I apply a critical theory perspective drawing from the work of Jurgen Habermas to show that workplace spirituality movement has emerged in response to the loss of meanings inherent in neoliberal capitalism. However, since this movement is operating on a logic of performativ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t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re-orient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the spiritual realm of human experience to serve capitalism.     

正义与团结——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一方面追求普遍主义的"正义",恢复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同时又给予个体足够的关注。哈贝马斯的正义是包容他者的正义,其自身包含了正义的他者——团结。正义与团结构成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双重特性,但这一特性受到了霍内特和后现代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普遍的语用规则不可能真正关涉到主体的真实感受,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包容他者,在哈贝马斯那里正义与团结并没有真正结合。     

葛兰西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政治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的考察理路 ,从而构成了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坐标 ,并由此开创了一种在文化意义上概括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发展 ,最后在哈贝马斯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综合。它代表着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 ,反映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