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剧的雅化及其鼎盛

文章论述了京剧在 2 0世纪 30年代达到鼎盛阶段的内外部原因。在其内部原因上 ,作者以其研究古代文学史时所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来观察这一段京剧史 ,从而对这一段京剧史的发展作了新的勾勒 :艺术块团之形成、相互间的争锋、浮沉以及名号形成的种种情况。在其外部原因上 ,论述了京剧是如何从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以及如何从向话剧的学习中受益的。 30年代新文化界对于当时京剧的雅化是批判的 ,作者则对此取肯定态度。最后还说明了 ,当京剧出国演出时 ,它的许多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特点 ,却受到了国外艺术家的肯定 ,中国的京剧艺术家们也更加开拓了视野 :由此勾勒出京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的回旋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盛唐气象的曙光

盛唐前期,王湾、王翰、贺知章、张九龄等人活跃于诗坛.他们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各具,异彩纷呈,共同辐射出盛唐气象的曙光.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典籍体式 ,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对这种联系学界缺乏研究 ,本文通过对历史地梳理 ,揭示了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轨迹     

古代盛世和谐社会之构建--以汉唐清为视角的考察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和谐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国古代出现许多盛世。中国古代盛世的出现和古代和谐社会之构建,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借鉴。     

刘希夷历史地位重估

盛唐之音骨力遒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项内涵,在初唐近百年诗歌发展历程中逐渐积累,众多诗人各有贡献,而刘希夷是唯一同时兼备这四种风格的诗人,这使他成为初唐诗发展的总结者。他以实际诗歌创作,预示着盛唐之音即将到来。     

论盛唐诗歌中的诗化人格

作家人格是其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透视雄壮浑厚的“盛唐之音”背后是盛唐诗人之种种诗化人格,通过对这种诗化人格的分析和把握,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