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精神与价值

儒家三祭指祭祖先、祭圣贤及祭天地。唐君毅认为儒家的三祭可在现实中彻通幽明,打通生死之道。他看到当时恢复儒家的三祭礼可能性小,因此着重阐发了三祭的新宗教精神及宗教价值,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从儒家的三祭礼谈其宗教精神,这实际上涉及儒家的宗教性。唐君毅认为儒家的确有宗教性质与功能,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只有儒家哲学,还应当有儒教。而要发展儒教,不仅需做思想上的工作,还要重建新的礼乐文化。     

姚燧的文学思想

姚燧是元前期著名散文家,其文学思想是在传统儒学和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儒学是他复古的动力,使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和价值,以"高古"为尚,有浓厚的返古色彩;文学是他认识的大范围和自身特性;理学促成了他的这种认识,也限制了他的文学创作,使他重视思想认识,推重"性情之正"、"气粹而正",并以此来厘正文坛的意义。在元代散文发展中有代表性。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清代甘肃列女群的类型分析

自宋以降，理学贞节观便被当权者奉为规范妇女行为的伦理准则。明清时期贞节观对于广大妇女的束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甘肃政府对理学贞节观的极力提倡和家庭的传统教育，深受影响的广大妇女有的对已死去的丈夫忠贞不贰、不愿改嫁，有的为保贞节而不得不选择死亡，有的未婚守贞，逐渐形成了节妇、烈妇和贞女三种类型。     

中国古代教师文化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师的称谓和地位各不相同,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也迥然相异,但他们都是古代圣贤文化的代表。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偏重于成就道德而不重视成就知识,重视对“道统”的建设和阐发。但是,由于古代教师大多是统治集团内的官员,具有政治依附性,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处在“道”与“王”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一种生存样态。     

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理学内部纷争

出于宣扬各派学术和抗金大业需要,南宋理学各派名家纷纷借诸葛亮说理论事,南宋前期的诸葛亮评价多称赞其集"仁人君子、英雄豪杰、忠臣义士"于一身,很少人批判其法家治术,评价之高远超北宋。南宋后期,诸葛亮赢得朱子后学和失意文人的一致称颂,成为道德完人和精神偶像。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与理学内部纷争演变关联密切,前期强势的湖湘学派、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务实,盛赞诸葛亮躬行儒家济世情怀、践行人臣之道,而弱势的陆朱学人则痛心其运用申韩霸术。发展至后期,独尊天下的朱学后人主张穷理尽性,一致标榜其道德风范,诸葛亮良将、忠臣、圣人形象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