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综述

农民研究包含了人类学关注的所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民概念中的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和厘清尤为必要。 文章通过对国外人类学农民概念及农民研究的梳理,呈现出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农民的定义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清晰到逐渐被消解,以及当下再小农化的历史进程。 总体而言,农民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和政治经济两个方向展开。20世纪以来,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     

大型体育场馆低碳规划策略研究——以第七届农运会为例

大型体育场馆投资金额大、管理复杂，早期规划直接影响后期经济效益，同时片面追求设计和形体美，使得体育场馆能耗严重，这与国家提倡的低碳建筑可持续发展观是背道而驰。文章以第七届农运会体育场馆为例，在充分分析农运会体育场馆建设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合理规划管理第七届农运会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对策性建议，使之更好的为本国的体育发展服务。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形式,诸如行贿活动、越级上访、黑恶势力的渗透与干预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农村建设。因此,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原因,寻求解决目前我国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的措施,逐步将农民的政治参与引入制度化的轨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以清中期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本文的结论是: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同时,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     

新时期农民教育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教育不仅相对独立于政治,而且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不断完善和优化政治。在我国,政治制度是以众多农民为基础的,农民教育是农村基层政治进步的前提。农民教育对农村基层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农民政治行为的优化,通过农民教育,农民的政治人格得到发展、参与能力得到提升、政治主体性得到培育。     

农民教育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农民的全面发展包括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而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通过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法律素质和身心素质等综合素质,可以提高农民能力、发展农民个性,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满足农民多方面需要,从而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浅析农民增收的科技创新机制

文章通过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逐年增加与农民人均收入增收率的逐年减少的不正常现象的分析,充分肯定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化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指出为"农民增收"而实施科技创新的专项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为农民增收实施科技创新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外来务工者的社区融入现状分析——基于对北京石景山区Y小区的调查

文章基于对北京石景山区Y小区中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和社区融合状况的调查，揭示了城市社区中外来务工人员的融人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从社区层面上提出了促进社区融合的建议。对于前人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版本考略及其意义

毛泽东的农民观对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是反映毛泽东农民观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对此文作过多次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版本系统,而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必定会提炼出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对该文其中几个重要修改版进行逐字逐句地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农民观,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背景的变迁,其农民观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毛泽东思想。     

中国农户收入增长与就业决策行为：一个动态解释—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围绕着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和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动态关系而展开，笔者在设定一个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说，进而引出了经验分析。本项研究利用2001—2006年湖北15个村庄的900户农户跟踪调查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农户家庭是一个理性的微观经济组织。（2）处于外生政策变动中的农户经济组织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它在外部经济条件的冲击下表现出比较稳定的“状态依赖”特征。当前中国农村形成了“农村就业两端刚性”的趋势。（3）从短期来看，外部支农政策冲击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农户家庭的就业决策行为。（4）中国农村家庭就业行为决策是本质上的理性和表现上的非理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