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抗逆力"与“公共性" :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与衰退地域重建

乡村空心化的报道日益增多,以乡村终结为代表的“地域衰退叙事"层出不穷。 作为回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整体规划。 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之处在于乡村动力问题的分析和指导框架的更新。 鉴于此,“抗逆力"与“公共性"两个活跃于社会科学的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着力点等方面各有千秋,若将两者的“动态能动性"与“常态反思性"相结合,就能捕捉到当今乡村“风险"与“常态"同在的两大特点,继而促使我们从“风险性的主动应对"和“常态性的公共性营造"两个角度思考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问题,有利于在“动静结合"之中对乡村面临的自然和社会风险做到“攻守兼备",真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     

“反精神医学”的谱系： 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

基于对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反精神医学”历史的考察,本文试图提出反精神医学运动如何影响精神卫生公共性建设的问题。文章结合当时欧美社会民权运动的背景,从“反精神医学”诸种思潮中梳理出其指涉公共性的各个面向,探讨其历史经验与启示。在传统精神医学陷入危机之时,反精神医学的精神卫生观转向以精神病患为主体,其中对“全控机构”的批判和标签论颠覆了传统精神医学的神话,成为“去机构化”意识形态的合力;同时,草根组织的援助改变了被收容者的社会处置方式;巴扎利阿的精神医疗改革则进一步解放了被收容者,其提出的废除精神病院、通过立法保障患者权益的案例,进一步彰显出精神卫生的公共性何以可能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精神卫生的公共性所指涉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精神卫生改革中的公众参与以及争取合法保障精神卫生相关权益的经验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