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论梁章钜"浪迹三谈"中的山水笔记

清代学者梁章钜晚年创作了<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笔记,其中的山水笔记内容注重实证考据,风格古朴平实,与张岱的山水小品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乾嘉学风对梁氏的影响.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乾嘉时期新疆竹枝词的诗注研究

乾嘉时期的新疆竹枝词继承前代竹枝词传统,以风土诗而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视角。同时,竹枝词的自注也在继承史家自注体例的基础上,深受乾嘉时期特殊学风感染融合发展成独特的自注体例,从而形成具有文人化、学者化趋向的独特文学形式。诗注一体,诗注与诗文之间相互印证,以注释中大量史实资料与外围资料丰富诗文内容,增强竹枝词可读性与可信度。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论姚配中的"元"哲学建构与乾嘉易学哲学

以姚配中为例,论述了以"元"为核心的乾嘉易学哲学体系建构.姚氏秉承乾嘉学派易学传统,以郑氏易为宗,会通汉易,从"元为万物之元"论及"元为《易》之原",再到"元为五经之原、周秦百氏之原、《月令》明堂历律之原",建构起内涵象数、义理的"元"哲学体系.以姚配中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理解的"元"概念,内含儒道两家意义,既是形上之道,又是未脱离形下的气,抽象而具体,可感可证,与宋代"太极"或"理"概念比较,似乎更为接近"真实"的外在世界.以此建构的易学哲学体系,内含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是自然与德性统一.乾嘉学者所倡导解释易学文本的文字训诂和象数,不仅仅是通达义理的工具,其自身也内含古代名物制度和文化知识,反映古人对于客观外在世界的认知,他们对文本的解释体现的是解释者的学识与修养及其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是一种类似西方的语言哲学.     

“学侣”视角下的乾嘉学派研究述论

本文主要通过对乾嘉学派研究情况的回顾,提出"学侣"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将学术史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真正达到一种互动下的历史研究,从而为乾嘉学派的研究提出一个崭新的思路,以使得学人可以通过这一新视角将乾嘉学派的研究引向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