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审美探析

屈原的祭事诗《九歌》具有深婉的人情美 ,其中的人与物、环境与神灵的关系和谐统一 ,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美与瑰奇温情的神灵世界。而这种人情美的构筑 ,与春秋战国时代“以善为美”的道德伦理哲学及屈原“美政”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 ,《九歌》的永久魅力不仅在于外在的形美、境美、事美 ,更在于其深层的“善美”。     

鲁迅视野中的屈原

本文结合鲁迅评价屈原的文章和相关言论，指出鲁迅运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评说屈原，达到了同时代文学史家所难达到的高度。鲁迅评价屈原，不仅看其“全人”，而且看其“全文”，避免了评价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     

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楚文化的特点是"巫"。屈原是历史上楚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近现代湘西文化作为巫楚文化的孑遗,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源头活水。沈从文和屈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承传了楚文化,使楚文化成为不同时代人们表达文学理想的重要资源。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结合古今历史事实尤其是当代老舍、陈祖芬等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论述了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密切关系,说明屈原在继承刚健自强这一源于孔子的核心民族精神的同时,又着重在爱国与重德这两个层面上的有所补充和发展。因此,屈原及其作品,不仅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而且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先驱

在1921年7月到1927年7月的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瞿秋白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革命战争"为主要形式;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党指挥枪、进行土地革命;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萌芽.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前所未有的探索是开拓性的贡献.瞿秋白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