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陇右段粟特人踪迹钩沉

中古时期,中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不断东来入华。学界对东迁粟特人及其后裔的聚落分布做过系统梳理,但对陇右段粟特人考论不多,造成了丝绸之路粟特聚落分布在研究上的断裂缺环。陇右东去关中,西通河西、青海,南下蜀中,北达宁夏,是交通枢纽之地,也是粟特人流动经行的必由之所。传世史籍、出土墓志、墓葬文物、石窟题记、敦煌文献及其他各种文物中保留了一些陇右地区粟特人的相关信息,反映出他们在天水、陇西、兰州、河州、成州、西平、廓州等地的聚落分布与生活状况。在这些地方,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也形成了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他们成为陇右民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

文章讨论了十六国至隋时期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六组祆教画像石,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祭祀类与盟会类.从风格上分析,它们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粟特画派和于阗画派有关.中国的礼制艺术,能够吸纳外来的祆教艺术,而这一点,亦反映了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及中亚文明的互动.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唐代六胡州、洛阳间的粟特商队

唐代六胡州仍保持着经商的传统，从事着远程长途贸易。石州因着地理交通的便利，经济腹地的支撑，吸引了大量六胡州粟特商队前来定居，形成聚落。从六胡州出发，经石州水陆转运，通往洛阳的商路十分畅通，无定河谷、汾河谷道中，农牧业、城镇、交通的汇集，为远程商贸的展开提供了便利，骆驼祆神形象就诞生在这条路上。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

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粟特文资料的新解读成果, 对粟特人在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留下的遗迹做了仔细的勾稽和讨论, 指出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 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 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 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 都成为粟特人的商贸点、货物集散地甚至聚居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 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 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然而不论向东还是向西, 上述西域王国的城镇必然成为粟特人的中间站, 同时也从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演变考述——以中亚九姓胡朝贡为中心

在唐代,中亚九姓胡通过朝贡、上表请臣等方式向唐朝效忠。他们的朝贡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即618～655、656～712、713～772年。显然,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第二、三时期,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     

唐代的移民与牡丹

唐代时,牡丹演变为观赏植物,由并州传入长安。粟特东渐,中亚园艺传入了六胡州、营州。城傍、六胡州粟特南迁黄淮、江淮时,其园艺也南传民间,又由黄淮、江淮园艺师西传长安。牡丹的传播,通过寺院园艺、民间园艺两条渠道,最后汇聚到长安,成为唐代赏花奇观。移民们带来的园艺被中原人民吸收与改进,可以说,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促进了牡丹的培育。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