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增折价率监管的有效性研究

定向增发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再融资工具,如何完善监管制度以保障定向增发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结合定向增发合理折价率的决定机制及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本文提出了有效识别“合理”与“非合理”折价的方法,并利用我国定向增发市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折价率实施“九折原则”以来,我国定向增发中“折价不足” 发行比例远远高于 “过度折价”的比例,并且“过度溢价”增发会显著拉升股价实现利益输送。只强调限制折价比例的监管思路,既达不到有效抑制利益输送的目的,又会挫伤投资者参与定向增发投资的积极性。本文不仅对有关定向增发折价率的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而且为进一步优化调整定向增发折价监管方式提供了政策参考。     

MBO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MBO后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四个效应假设:(1)金字塔型股权结构下管理层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效应;(2)上市公司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3)管理层的挖壕自守效应;(4)管理层的掘隧输送利益效应。通过对样本公司的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肯定了两权分离效应、挖壕自守效应、掘隧输送利益效应的存在,否定了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的存在。     

法人独立、公司价值分离与大股东隧道挖掘

法律赋予公司法人以独立地位,独立于投资者即股东和债权人,法人财产与投资者财产相分离,从而公司法人的价值也应该独立于股东和债权人价值。但传统公司价值的MM模型、FCF模型、NPV模型、EVA模型都只考虑股东和债权人的价值。本文基于法人独立的视角所提出的公司价值修正模型能满足公司法人与投资者的财产分离原则,反映留存收益的持续投资和持续获利所导致的公司增长,区分公司法人折现率和股东折现率,并体现股东和公司法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的隧道挖掘行为可通过该修正模型加以解释。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任意维Schwarzschild-de Sitter黑洞的Hawking隧穿辐射

运用Parikh模型,研究任意维Schwarzschild-de Sitter(SdS)黑洞的Hawking隧穿辐射.结果表明,黑洞视界处的隧穿率依赖于Bekenstein-Hawking(BH)熵的变化,如果考虑到熵的变化按出射粒子能量展开式中的高次项,辐射谱不再是纯热的谱.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代理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我们进一步发现,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及流通特征,现金股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     

金字塔控股结构与掏空——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金字塔控股(PH)结构和水平结构模型,创造性地将控制性家族的掏空路径分为四种类型进行对比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命题和假设,并以2004～2007年1704家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较多的PH结构控制层级增加了控制性家族对上市公司的掏空程度,而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控制性家族的掏空行为没有系统的影响,最终现金流权则与掏空呈现"U"型曲线关系。本文结论与已有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本文在理论上充分考虑了中国代表性家族PH结构的特征,在实证模型引入了控制层级以及一些关键的控制变量。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解禁股份交易中的“择时”行为与大股东侵害

本文以股改后的解禁股份出售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与大股东侵害问题。研究发现,大股东在解禁股份交易中具有显著的择时能力,表现为通过出售股份赚取了超常收益、也及时规避了损失;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有助增强其择时能力,但由于信息优势在主动型内幕交易和被动型内幕交易中的不对称作用,只有控制力较强的股东才更有可能及时规避损失;股东关系有助于弥补控制力的不足,在与公司控股股东关系密切的情况下,控制力较弱股东也能在股份交易中及时规避损失。研究从股东控制力和股东关系两个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大股东侵害的可能途径;研究发现为思考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侵害问题提出了新思路,也为加强对解禁股份的交易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