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Abstract

Michelle DeMars reviews The Indispensable Academic Librarian: Teaching and Collaborating for Change; Norma Durian reviews The Library Outreach Casebook; Trina Boykin Nolen reviews Licensing Digital Content: A Practical Guide for Librarians, Third Edition.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     

天人合一——《诗经》兴象的构建平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兴”的寓意是“托事于物”,这与上古先民师法自然的思想信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论说文文论探析

三国时期的论说文文论以谋求论说文独立的文学地位为指　向　。批评家们不但树立了“理”的旗帜来对抗“经”的禁锢，而且意识到了文采的价值和作家　独特的修养。晋代论说文文论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批评家数量增多，研究方法得到　改进，人们或从“辞”、“理”兼顾的角度，或从形式技巧的角度，肯定了许多风格各异的　作品。同时，汉代以来的旧观念在上述两个时期与新的见解还有所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