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荀子社会化思想与西方社会化理论的比较分析

荀子的社会化思想与西方社会化理论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二者都重视社会环境以及同辈群体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二者社会化思想的出发点存在着明显差异。荀子社会化思想是从社会整体视角来展开的,西方社会化理论的研究则是在个体论的视角指导下进行的。     

论孔、孟、荀礼的起源观

孔子、孟子、荀子礼的起源观分别是“天道说”、“本心说”、“制欲治乱说”,并由后世不同思想家继承和发扬。他们礼的起源观是各自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但又都未能给礼的起源以科学的解释。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     

解蔽与成圣:荀子认识论新探

荀子明确将自然对象排斥于人的认识领域之外 ,而把认识对象规定为三位一体的“五经”、礼义和道。荀子的认识方法 ,一是通过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心灵 ,以静观的方式来认识对象 ;二是认识主体以“行”即践履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荀子的认识目标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知性层面的“解蔽” ;其二是德性层面的“成圣”。从上述认识对象、认识方法、认识目标的具体规定来看 ,荀子的认识论是一种“社会道德认识论” ,而不是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教化:荀子伦理思想的本旨

荀子继承“周孔教化”的宏愿,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教化的必要性和现实途径。他以性恶论为基础提出教化的必要性,认为要实现教化的目的,则所教之物必须入于人心而涵化之。其要在于养情正行而起伪化性,具体途径则是通过礼教和乐教、五经之教等方式来实现教化目的。可以说,荀子的伦理思想特别明确地以教化为本旨。就教化理论而言,其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整,在先秦儒家中,皆属首屈一指。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孟荀互补的天人观——自然与人关系的最佳模式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思想,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由于二者的互补性,可以将二者综合起来,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即把改造自然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既不能片面强化人对自然的索取,又不能停止生产,以此建立起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关系.     

作为论性原则的“生之谓性”

从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开始,人性论就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中心议题,性善性恶也成为主要的辩题。对人性作出价值判断之前,需要确定什么是人性,这就涉及到界定人性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本文从对告子与孟子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辩,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论释切入,以证明三家的人性论都可归入“生之谓性”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