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预防和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会计信息的作用显得愈来愈重要,社会各阶层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一些单位往往提供不真实的会计信息,玩数字游戏,掩盖真实的财务情况,给信息使用者带来严重的损失。虚假会计信息成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干扰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害,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本文着重谈一谈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预防及治理。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Protel99se在电子学教学中的应用

本文针对电子线路教学实验演示中的困难,提出了使用电路仿真技术来完成教学实验演示的方法,通过实例介绍了如何在电子线路教学中使用protell99 se进行电路仿真。本文讲述了对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电容滤波电路进行仿真的具体操作步骤,分析了仿真电路的特点。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的史实考察

移风易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一项重大任务,它上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六劝”活动,贯穿延安13年,开启了新中国移风易俗实践的崭新历程.这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实践内容丰富,涉及生活方式、社会风气、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社会、民生层面的内容,直指群众生存需求,群众参与积极性很高,效果明显.因此,考察延安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传承与裂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拐点--以延安学习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学习运动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习内容体系,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建构了科学有效的学习机制,不仅提高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干部之学习水平与能力,并为革命与战争取得胜利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而且为今天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创建可行的有益模式,因此,延安学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展自身建设的重要拐点,具有重要的开拓与启迪之功效.     

民族化大众化的有效实践：延安文艺对俗文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领域出现了学习借鉴俗文学资源的思潮。延安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对俗文学资源进行了利用与改造,学习借鉴了民间性艺术,从而创作出一大批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延安文艺对俗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是20世纪30—40年代关于民族化大众化理论探讨在延安解放区的具体实践,这种实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乾隆朝的道教事务管理

乾隆朝是清代最为兴盛的朝代,为巩固统治,乾隆帝强化了各方面的专制举措,在宗教方面,乾隆帝对道教的管理主要涉及道教度牒、宫观的修造、龙虎山张真人与道士娄近垣以及神乐观的改革几个方面。为限制道教势力的发展,他重新制定和实施新的道教度牒和道籍制度,颁发多条道教宫观的修造禁令,对神乐观进行 “去道教化”的改革。同时,他还对龙虎山张真人及道士娄近垣的地位和权力进行贬抑,强化清政府对道教的管控。这些举措与乾隆帝本人对道教的态度有一定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上层道教在清代中后期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