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科理论与结构体系

本文提出了《中国现代方志学》这部大型方志学术理论专著学术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应用理论。这三个理论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构架出围绕方志事业发展的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结构体系。     

略论罗尔纲先生《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对地方志的研究利用

罗尔纲先生的重要学术著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堪称利用地方志进行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典范。该著在所进行的考注笺证中,对地方志的研究利用突出地体现在对地方志充分、多方面和科学利用,使人深深领略地方志对史学研究的重大价值与作用,并可获取宝贵的借鉴。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试论道光《重庆府志》的成书与价值

道光《重庆府志》是清代纂修的重庆地区府级方志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志书。它的成书是在知府王梦庚的大力主持下完成的,实际执笔人为荣昌教谕寇宗。本志采用传统的两级分目体,对清代道光以前的重庆府境内的地理、经济、政治、教育、军事、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加以叙述,保存了一些难得的史料。但是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过于强调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风俗文化等内容的记载,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流失。同时,由于纂修者的水平所限,志书内容的学术性也大受影响。但由于本志成书较晚,刊本存世量大,查阅较容易。     

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洪武《永州府志》述略

洪武《永州府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由于该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直承宋元旧志,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材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编志状况提供了参考。     

民间叙事传统的转变——从廪君到向王

廪君叙事与向王叙事代表了不同时代土家族民众的文化认同。明清之际,廪君叙事主角逐渐被向王天子取代,而向王叙事中也糅合了廪君的事迹,并大量出现在民间地方志书中,但志书中概略的记载,远不能反映民间活态的向王传说。这种地方文化精英所做的带有一定目的或由于受到某种局限而做的有“剪裁”的记录及廪君叙事渐被向王叙事取代,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土家族地区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文化碰撞。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试论道光《重庆府志》的成书与价值

道光<重庆府志>是清代纂修的重庆地区府级方志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志书.它的成书是在知府王梦庚的大力主持下完成的,实际执笔人为荣昌教谕寇宗.本志采用传统的两级分目体,对清代道光以前的重庆府境内的地理、经济、政治、教育、军事、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加以叙述,保存了一些难得的史料.但是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过于强调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风俗文化等内容的记载,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流失.同时,由于纂修者的水平所限,志书内容的学术性也大受影响.但由于本志成书较晚,刊本存世量大,查阅较容易.     

明代《宁波府简要志》与《宁波郡志》之比较

明代杨寔《宁波郡志》与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是明代较早两部关于宁波的地方志,两志成书时间前后相从,内容上一繁一简。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张寿镛在编辑《四明丛刊》时认为《黄志》先成于《杨志》,且撰有十条证据。事实上,通过对两志体例和内容的对比,张氏所言不能成立的,《黄志》应当是在《杨志》基础上调整体例,删简而成。     

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