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写作偏至论

中国美学史写作自20世纪初起步,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同时在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一些未惬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在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的偏向,第二,存在以艺术审美中心论来把握中国美学史的偏向,第三,存在亲外史研究而疏内史研究的偏向。认清这些局限,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将有着积极意义。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词典学术精神镜像中的创新元素——从《汉韩大辞典》事件谈起

《汉韩大辞典》事件折射出词典研究与编纂典型而独特的学术精神,而在这学术精神镜像中,创新精神当是个中灵魂和第一规范。中国当下词典研究与编纂重拾并弘扬学术创新精神有着迫切的时代背景,既面临着世界词典业重构话语权力主体格局的时代际遇,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需要。本文认为,词典研究与编纂当围绕着两个层面开展创新性研究：在语言层面,反思并解构传统词典学思维,依据语言学理论理性重构编纂理念;在社会层面,顺应新媒体趋势,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词典范式。     

《汉英奥林匹克大词典》的编纂思想及特色

为迎接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特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专科性《汉英奥林匹克大词典》。本词典着眼服务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于体育、外语科研、教学事业。词典集准确性,创新性,全面性、实用性于一体,求全求新、讲究时效、方便查阅、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语言准确、比赛项目齐全,并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全、人全我精”,是一本高水平的工具书。     

《汉语方言大词典》:取舍之间见功力

编纂者在收词立条、注音、释义、用例以至于体例的安排、索引的设置等方面对不少取舍难定的问题,能从总体目标和实际情况出发,处理得较好,从而使《汉语方言大词典》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成为名实相符的汉语方言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显示问题式教材编纂法构想

传统的教材编纂法属于＂显示完美式教材编纂法＂,力求显示教材已将相应领域的问题都圆满解决,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有意加以显示,甚至有意加以掩藏,故无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甚或对创新有抑制作用。应采用＂显示问题式教材编纂法＂,力求将相应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显示出来,使学生产生创新的意念,明了创新的着力点,从而有力地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清嘉录》的语言学资料及辞书编写价值

<清嘉录>是一本记录吴地民俗风土的笔记杂著.文中或佐以方言解释俗语,或直接诠释词义,并记有大量的谚语.这些语言资料对辞书编写有着重要的价值.     

简论中国古今方志与编修

本文论述了我国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地方志的起源、历代方志的编修及发展概况，对各代主要地方志编纂成果进行了分析评估，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继承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特点和意义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变化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法合体 ,走向民刑并重、刑民有分、诸法分立并以专门规定犯罪与刑罚为惟一内容 ;由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合典编纂 ,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分立成典等等。这种变化 ,直接导致沿袭几千年的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对以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