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危言与文学价值的迷失

文学经典是对宗教一政治语境中的"经典"的一种移用,但文学经典因移用而来的神圣化之原初语义遭遇了当代祛魅,由此嬗生的"经典消亡"论,其实质在于对文学价值的怀疑或搁置.祛魅的文学经典不再神圣,但却将作为价值基准而持续在场,因此经典并不会消亡.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现代主义的焦虑

黑格尔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与传统、社会和自身的规范处于激进的对抗和分裂之中。焦虑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现代主义的焦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艺术界的去魅与神性的迷失；关的失落与艺术形式的非人化；艺术的自律与自律体制的合法化危机。     

祛魅与启蒙——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价值的一种思考

世界因“魅”而“蒙”，有“祛”才“启”。祛魅与启蒙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祛魅是为了启蒙。祛魅会带来附魅，附魅后的世界又需要新的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价值观的祛魅，因此其思想策略具启蒙性质。文学的祛魅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故其文学叙事也具启蒙的性质，是后现代启蒙的积极参与者和构建者。     

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之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目的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缺乏的并非行之有效的法律,也并非优秀的法律从业人员;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法律而言真诚的信仰。因此,让法律成为公民的信仰,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何谓法律信仰?法律如何能被人信仰?法治国家中的公民究竟应当如何信仰法律?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本文围绕这些与法律信仰有关的中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穿越祛魅——文学转型问题的现代性读解

文学转型问题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范型性问题。就文学转型问题进行现代性视角的追问,可辨认出其"祛魅"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这一现代性踪迹。这一现代性踪迹又在"文学终结"这一命题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而穿越祛魅则是"文学转型如何可能"的学理性回答。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

韦伯生前的作品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管理等多个领域,而在这多个研究领域背后,我们不难触到他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和对人类文明普遍发展进程的深切关怀。正是由于韦伯研究旨趣的这种时代性和整体性(totality),使得他的作品为后世研究者们留出了极大的采掘空间。自韦伯去世以来,旨在诠释和重构韦伯作品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且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而分化出若干不同的解释视角。粗略地来看,西方学界对韦伯的诠释大致有如下三种进路:1一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全面解放的进路。这一视角从卢卡奇把韦伯的…     

为世界祛魅——四位一体的现代化进程趋演

韦伯在对于现代性的研究过程中,将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称为理性化。人类在社会理性化过程中达到了为世界祛魅的效果,运用一种推理与计算的工具,否认价值的先在性,从而得出人的主体性、多元价值的存在、价值中立等自由主义的元素,使得自由主义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和最基本的组织原则。这无疑将社会整体思维、个体行为选择、政府权限演变和价值的整合置入统一的逻辑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