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

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浅析胡适的考据方法--以小说的考证为例

考据之学在清代最盛，在民国时期依旧发挥着潜在的影响。胡适作为新文学和新学术的提倡者，在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之后回国大力倡导西方的“科学方法”与考据之学的结合，这一潮流在当时引导着年轻学者的治学路径。他在佛学，小说等方面都做了考证。其中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古典小说的考证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也提高了古典小说的地位。其考据方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小学与经学:段、顾之争与校勘学的取径

段、顾之争的根源是小学与经学之争.段玉裁的研究方法是根基于小学的考据方法,顾千里的研究方法则是具有传统经学特色的方法.段氏关注字句、片段在其他文献中所呈现的不同,然后施展考据功夫以求形成统一的文本;顾氏则更重视对经学家法的遵守,保持在不同家法传承下经文的差异性.从这一点看,顾千里的校勘和解读更符合经学本身的特征.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王铚著述考

王铚是南宋初年重要的学者、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其中《默记》和《国老谈苑》不仅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也是今天研究宋代文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根据现存史料,对王经现存7部著述,17部失传著述,5部曾被认为是王铚所作的“伪书”逐一进行考证,又对照《全宋文》和《全宋诗》,辑得佚文8篇,佚诗5首.这些著述及诗文作品,较好地反映出王铚的思想,也是王铚学术及我国南宋文化学研究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

本文揭示了汉代所开创的那个解释传统的完全错误的性质及其完全错误的逻辑发展 ,指出作为这个解释传统之理论基础的假借之学和考据之学本质上是一种逃亡之学 ,它不仅逃离了作为它的解释对象的先秦本文的内在思想逻辑 ,而且也逃离了先秦本文的语言文字本身 ,从而使之成为与本文完全无关的东西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