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

1933年,陈果夫主政江苏以后,江苏省政府对烟毒的查禁改放任为统制,要求保甲长和军警进行检举和查挤。不过,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不仅造成了保甲长的滥举和军警的滥捕现象,还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考

对明初明王朝在土家族地区设置卫所的时间、地点、名目等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述,第一次描绘出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的全景。澄清了一些历史谜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指出明初在贵州思州、思南土司境内曾分别设置思州守御千户所和思南守御千户所等。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该山"山连四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本文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珍贵的碑刻摩崖和相关文献中,考察贵州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指出田氏土司一方面对梵净山进行军事统治,一方面大力扶持佛教,借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田氏土司不仅有守土安民之功,而且对贵州佛教的兴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 ,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变迁中 ,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 ,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 ,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因此 ,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 ,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