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的科学“灌输”原则

以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灌输＂思想,其科学性可概括为：灌输目的的人民性、灌输内容的先进性、灌输客体的全面性、灌输方法的实践性。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也应坚持科学＂灌输＂原则,这既是由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这一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反思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灌输＂实践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

目前,学术界对"灌输论"的首倡者看法不一。事实上,"灌输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懈努力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构成了"灌输论"的思想源头;考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出色的发挥,赋予了"灌输论"初步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灌输论"观点体系。     

试析朝鲜战争时期美军意识形态的强化灌输

朝鲜战争是美军历史上第一场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进行的战争,军方政治宣传机构在战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职能也由鼓舞军心士气向宣扬美国价值观,炮制反共宣传转变。从美军官兵的反响来看,单纯以思想控制为目的的政治灌输并未收到显著效果,但它应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端,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宣传在冷战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和完善。     

论“行通济”民俗的当代文化功能

佛山行通济民俗不是被化石般消极保留的＂历史遗留物＂,而是在释放文化功能的过程中契合地方社会需要的活态文化形式。其功能以地域环境的变迁为动因,以民众需求的改换为基础,经退化、衍变与拓展而呈现出复合、杂糅的特点,彰显着传统与当代混搭、官方与民间杂糅的复杂机理。置身于当代＂祛魅＂语境,行通济民俗的情感宣泄、认同凝聚以及慈善教化等文化功能愈发凸显。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科学“灌输”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理论,其科学性可概括为：灌输目的的人民性、灌输内容的先进性、灌输客体的全面性、灌输方法的实践性。创新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灌输＂理论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应注意教育目标的明确性与现实性、教育内容的先进性与生动性、教育方法的＂反注入＂性与实践性、教育手段的多样性与现代性。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     

让德育回归生活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财富的丰盛,换来的却是精神资源的贫乏。文章在分析传统德育之缺失的基础上对未来大学德育之走向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论“灌输”教育的大众情结

"灌输"教育理论具有内在的大众情结,这种情结不仅表现在其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话语体系的通俗性,而且反映在其思想内容的草根性和服务大众的纯洁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种大众情结是其固有的理论旨域和实践旨归,它来自于大众,植根于大众,依靠大众而传播,依赖大众而发扬,反映大众心理,回答大众问题,引领大众精神;它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人民大众日常话语体系之间保持了合理的现实张力,在破解灌输教育面临所谓"过时论"、"强制论"和"无为论"等实践难题层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视角的转换——基于灌输论与接受论的思考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常用的重要方法。但是,灌输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日益增强的主体意识对灌输论带来强烈冲击、开放多元的思想观念对灌输内容的多样性需求增强、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对灌输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带来严峻挑战。接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意义在于方法论的启示,从以往的重施教者、轻受教者转变到将受教者纳入到主体的范围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应由传统的单纯灌输向灌输与接受的互动转换,凸显受教者的重要作用,将教育教学过程视为教育者传授、受教者接受的双向互动过程,共同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标。     

新时期对灌输教育思想的再认识和运用

灌输教育思想曾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对它有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现时代对它再认识和运用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