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基石：法治本土资源借鉴

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基础、呈现“伦理法”品性的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民主法治建设的现代性要求运用具有现代特质的法治思维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提供制度性基石，这就需要剖析古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存在的内在悖论对其加以批判．     

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

诸子学研究是民国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诸子学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并进行了现代意义的注释,从而使诸子学发生了现代转型,极大地推进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的研究.     

商鞅“德明教行”的道德教化思想论

商鞅法家认识到人性逐利的客观现实，摈弃仁义而转向以法度为中心的人文，提出了“德明教行”的道德教化思想。在营筑德化的具体过程中，确立“壹教”为教化原则，重视实用的价值取向，奖励耕战，推重“立法化俗”的调控实践，依归因循，强调刑罚和教化之间保持适当张力的重要性，最终使“壹教”在微观和宏观的视域里得到整合，在静态和动态的样态下得到互动，意义积极而深远，值得借鉴。     

法家义利观探微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对义利关系持有独特的观点。法家义利观以人性好利自私为立论基础,主张利以生义、以利为义、以法制利,以法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作为法家的指导思想,法家义利观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参照。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品行”考课标准的确立及影响

考课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其中"品行"标准的确立经历了较长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考绩仅重视官员的政绩而轻视其品行;秦汉虽出现注重官员品行的萌芽,但品行尚未被正式纳入考课标准;魏晋借助九品中正制的平台和法律儒家化的背景而逐渐将品行纳入考课标准。品性考课标准的确立,反映了儒法两家的考课思想及其标准由冲突走向融合,彰显了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略出现新变化。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