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系制与父权制

对母系制与父权制的解释,关系到我们对整个历史的解释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期望。本文列举了对母系制与父权制的种种误读,并根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经典论述及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所记叙的克里特岛考古发现及我国考古发现,结合一些相关文学文本分析,对母系制与父权制这两个女性文学研究的元概念从社会结构与人与人的关系上进行了理论上的厘清与梳理,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阳具中心主义”这个概念是对男性性能力的一种自大狂式的夸张和一个纯生物主义的虚假概念,从而认同了女性主义者的名言:“在中国,如果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就同时意味着必须承认自己是男性主义者。”     

论盐水女神的悲剧

盐水女神的悲剧在不少古籍中都有述及,但多将其视为神话。然而古籍所述神话,却往往折射曾经有过的历史真实。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通过对"传说中的悲剧"、"悲剧中的主人"、"在忘却中涅槃"三个方面的论述,对该神话传说中的信息加以剖析与探讨,进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并提出自己对这出悲剧的看法。     

日本“女帝世纪”历史成因论考

七八世纪的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因集中出现了八代六位女天皇而被称为,＂女帝世纪＂。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女天皇的频出源于顺利＂过渡＂、＂中继＂皇位。然而,在考察了这一时期女天皇继位的社会、政治背景之后,笔者发现,＂女帝世纪＂的形成与当时母权制遗风浓厚的社会习俗以及皇位观念和皇室继承制度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和婚俗与其政治变革的关系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及其婚姻状况对秦国的政治势力演变和商鞅变法都有巨大的作用。由于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婚姻关系混乱,形成了独特的母系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与六国一脉相承的公族势力恰好相反,母系贵族势力往往一朝而衰,不能形成动摇君权的顽固势力,因此变法顺利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建立,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继而实现统一。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母权神话：“知母不知父”的西方谱系（上）

本文是《“知母不知父”的西方谱系》的上半部分,勾勒了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类学界几位主要的母权论者和母系论者的思想。文章从梅因和库朗热对父权论的讨论开始,考察了麦克伦南、摩尔根和恩格斯对母权社会的讨论,指出,人类学界的母权论是针对古典学界的父权论发出的,并且都将母权时代当作更接近自然但也更原始的阶段,把父权社会当作更文明但也更不平等的历史阶段。     

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女权现象分析

女权现象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的一大特点,以一批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其民间领袖人物为代表;该现象产生于社会意识中遗存的母性崇拜和尚武精神,具有维系群体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进步作用,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

传说中的"女儿国"、"女子国"在正史中也有记录。"海东""女国"和"西方""女国",以及"剑南西山羌女国"、"东女国"、剑南"女国"、南海"女人国",都被理解为保留明显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文化存在。在"女国"之中,一种是"有女自王"的"女国",一种是"产男不举,致国中纯女无男"的"女国"。关于"女国"风习,《隋书》所谓"其俗贵妇人,轻丈夫",《旧唐书》所谓"俗重妇人而轻丈夫",以及《新唐书.西域列传上.东女》所谓"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子从母姓","以女为君……官在外者,率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均体现出女权的独尊。历史上的"女国"一切入浴怀孕、窥井生子以及"以蛇为夫"、"以猿为夫"、"以鬼为夫"等传说,其实源自于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女子不交合而孕的神话,体现了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的群婚时代的社会现实。《山海经》中的"女子国"、"丈夫国"以及《淮南子》中的"女子民,丈夫民"的隔离,应当与原始时期"生产上的性禁忌"有关。     

扎坝大峡谷“走婚”民俗的人类学思考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雅砻江中游扎坝大峡谷的走婚民俗个案,认为走婚既非传统 观念中落后的婚俗,亦非母权制的产物;走婚看似自由,实有许多代价。同时指出,每一种文化有其独特 的价值和功能,应以文化平等的态度对待全球化浪潮下土著文化的族群性和特殊性。     

“The Freak of Nature”: On Erich Fromm’s Vindication of Binomial Sexuality and the Potentials of the “Homosexual Deviation”

As a Freudian revisionist and neo-Marxist, Erich Fromm (1900–1980) lessened the import of sexuality in the individual psyche but stress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ex differential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roughout history and in the post-patriarchal form of matriarchy he envisioned. Seeking to reinforce the male/female divide and heteronormativity, Fromm outlined a “New Science of Man” that readily ignored not only the challenges posed to binary sexuality by post-Darwinian critical sexologies, but also the same-sex complexities evinced by key figures of his own cultural pantheon. Regardless of his declared pursuits, however, Fromm at times expressed insights suitable to undermine the cogency of his most cherished sexual convictions. As a tool for uncovering “indubitable commonsensical axioms” as sources of alienation, Fromm’s conception of “idology” challenges his own sanction of sexual binarity and heterosexuality, thus facilit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s sexual difference as a unique modulation of male/female intermediar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