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化人格

作家的人格是其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 ,往往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我们在研究作品风格的时候 ,不能不关注作家的人格。只有对作家的人格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 ,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作品的风格。探讨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及其特征 ,是深入研究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至关重要的途径。从陶渊明的作品中 ,从他的言行中 ,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情趣和胸襟 ,领悟到一种具体的人格。陶渊明自然率真平和旷达的个性特征构筑了他的诗化人格 ,即未经世俗异化的高尚贞洁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内在思想根源是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和委运自然的人生观。这种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任真自得和固穷守节的行为方式。他的作品中常见的酒与菊、孤松、孤云与归鸟等艺术形象组成了陶渊明诗化人格的象征系列     

含泪的幽默--浅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幽默感

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他的特立独行本身就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嘲弄和挑战。他的作品坦诚而冷静地记录了他内心的波澜，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矛盾，表现出一种诙谐幽默、戏谑调侃的风格。陶渊明的幽默是柔和的，是含着泪的幽默。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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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oluble methods are put forwards. At las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only if reinforcement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check can be s     

面对西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批评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人 ,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仅对儒学的现代转换做了巨大努力 ,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而这一点正是学界在研究梁漱溟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时所忽视的。认真探讨这一问题 ,无论是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黔中三宝”

贵州建省600年来,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对明初重刑主义的再思考

在中国的历来的历史上,重刑政策做为镇压人民,维护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为古来不少封建王朝所使用,但要伦用法之严、用刑之广,杀戮之盛,首屈一指的要属明初了.但是明初的重刑并未使得社会安定,相反得是犯罪率的高频发和人民的不断反抗.所以我们要对明初重刑主义的错误进行反思,纠正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刑倾向,使得在社会中刑法的作用能真正表现出来.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陶渊明的躬耕之路与相关诗歌创作考论

陶渊明少有壮志,也曾游宦多年。但是他对晋末官场的不适,前代隐者躬耕传统的感召,最终促使他解职归田,过上躬耕自足的生活。陶渊明的躬耕之路大体可分为耕仕徘徊期、安心躬耕期与老病困穷期三个阶段。在漫长的躬耕历程中,他认识了躬耕的意义,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但也饱尝了战乱、自然灾害与饥寒等方面的困扰。这些经历他都真实地反应于诗歌创作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