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诉求和捍卫——《人民公敌》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关注的依然应该是本真意义上的"人"的主题。迫使人类远离自然的是背离了自然本性的人类,因而人类如果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必须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与其内在自然融为一体。《人民公敌》正是一部叙写捍卫人纯净的内在自然、从而建立人与社会、自然常态关系主题的剧作。斯多克芒医生与小城中唯利是图者的斗争过程经历了诉求人的自然本性、与人心的各种污染源博弈以及捍卫人的自然本性三个阶段。从深层生态批评的角度重新释读易卜生戏剧,其所包含的思想能够衍生出新的内涵。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

日本虽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由于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儒学文化的精髓并没有真正融化到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并作为"优势文化"发挥作用。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于日本民族自己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一"儒教国家"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再诠释。     

再论犯罪既遂标准——以对犯罪结果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其优越性：它以刑法分则既遂模式论为依托,因而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既遂情形。但通说却存在不能克服的矛盾：它无力解决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行为的问题;各种具体犯罪标准的争论也表明通说并未解决犯罪既遂标准问题;通说还面临其他质疑,这些都使通说陷入尴尬。将犯罪结果理解为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并将“犯罪结果发生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犯罪目的实现说”目前不宜作为我国犯罪既遂标准。     

关于卡夫卡争议作品的解读:本义和引申义

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卡夫卡的生平和人生经验作为出发点，对争论颇多且较为费解的《城堡》、《在流放地》和《判决》进行论析，意在探讨卡夫卡作品的本义，并对诸多学者分析卡夫卡作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试谈民族调查活动中的语言转述问题

我国民族学家费孝通对民族学调查工作作出几个核心问题的要求,其中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是整个调查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问题,特别是进入陌生语境,语言转述问题成了两者最大的信息交流问题。通过田野调查活动分析调查中遇到的语言转述问题,为其他调查者提供参考作用。     

接受美学与复译

接受美学理论有两大研究方向———接受研究和效应研究。本文以这两大研究方向为视角,从读者与文本两方面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复译问题,指出文学作品的复译是一种必然,并进一步预测了未来复译的风格趋向。     

花落，水流红——2008年余华研究述评

余华以知识分子的言说以及对存在和人类的关怀而享誉多国,余华研究也一直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占一席高地。前两年因《兄弟》的出版及多位重量级批评家的入席,余华研究大有一统六和之势。2008年是批评家纷纷退席的一年,盛极难再继本身就是自然之理,但花落水流红,水里流着的花瓣到底还是花瓣,不是虚无。08年余华研究界终究还是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果,展示了文坛新气象。本文旨在将2008年度的余华研究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阐释,并着重从余华作品解读、叙事研究、批评之批评等部分入手加以述评,以期能够客观详实地展现2008年余华研究状况。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