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国家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道路

马克思的国家观对于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道具有重大启迪意义,这些启迪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对象;积极反思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与战略选择;正确确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战略选择;明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正、副主题;探寻发展新型民主、防止官僚腐败的新思路、新举措;建构权力运行的人民监督体制,实现系统而全面的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恰当选择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机。     

毛泽东、陈云经济思想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毛泽东和陈云的经济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试比较两者的经济思想,我们发现其异同是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异同在国情理论,计划与市场理论、农业发展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理论以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关系理论等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是,两者的经济思想不是可以被机械地分割的,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异”主要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对立,而是基于不同经济事实基础上之“异”,是从不同角度统一于中国经济建设之“异”。因此,它与“同”一起,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包括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事业等内容,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思想,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现实意义体现为：战略上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道路上开拓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条新路,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行动上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业务上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领军和骨干作用,实践上展现了鲜明的创新性。     

潮汕婚姻禁忌习俗及其流变简论

潮汕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婚姻禁忌习俗。潮汕婚姻禁忌习俗具有对幸福美满婚姻的追求;对喜庆欢乐婚礼气氛的点缀;符合一定的科学道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等社会文化意义。由于社会的变迁,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转变的影响,潮汕婚姻禁忌习俗发生了极大的流变。我们必须从潮汕婚姻禁忌习俗的流变中进行积极的思考,正确看待各种潮汕禁忌习俗,发挥其在建设文化潮汕、和谐潮汕中的积极作用。     

论井冈山红色歌谣的现实意义

产生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红色歌谣虽已历时八十多载,但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保留了井冈山革命斗争过程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痕迹,成为佐证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民间档案;这些红色歌谣是进行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的丰富载体,是创新党课教育形式以及相关题材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     

论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

目的犯之“目的” ,实质是犯罪动机。为尊重现有刑法理论称谓 ,并与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相符 ,将这种目的称为“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是可取的。目的犯之目的 ,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它是故意之外独立的主观要件。刑法分则将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特别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价值在于 :其一 ,只有具有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 ,行为才能对客体造成侵害 ;其二 ,只有具有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能达到犯罪程度 ;其三 ,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只是某些犯罪的特别主观要件 ,必须由刑法分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目的犯之目的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包含式的方式 ;二是明文规定的方式。据此 ,可将目的犯分为两类。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刍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思维

从含义、特征、意义、方法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思维进行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挖掘。认为词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思维”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思维”三个词汇的机械相加,其本质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有力解答“中国当下性问题”的创造性结合。     

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

胡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毕生从事教育、学术和文化工作,同时积极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发展。胡适的教育、学术和文化思想对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有诸多的启迪和参考意义。胡适思想的影响和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性的贡献;领导白话国语运动取得成功;倡导个性解放,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创立新学术典范等。第二,在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上,胡适最早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性意见,对中西文化交流持开放性的态度,反对所谓本位文化观,主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交流,通过充分的文化交流实现中国文化的变革和发展。第三,在政治变革上,胡适并不绝对地反对暴力革命,但更主张通过和平的改革来创建新的制度,促进社会的发展。第四,在对待外国列强的态度上,胡适既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又主张理性的民族主义,反对情绪化地简单排外。     

“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最初导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经历了诸多观察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因为现在越来越迅猛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跨界流动和分析问题的国际视野,赋予中国研究以主体多元化,并使得不同的研究主体,以及研究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有可能通过视界融合再造有关中国的新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使得获自中国研究的本土经验资料,不仅有可能成为检验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理论的学术源泉。由此,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为催生一种主客体并置的多元范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