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

国学不是一潭止水,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国学应具有当代的形态。研究国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赡的态度,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实现其当代意义。     

国学方法论

国学不仅仅涉及文化事实,而且还有价值取向、精神内涵,关系到修养与践行,因此,认知方法不是国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只有运用认知方法、体证方法、践行方法、敬仰方法、创新方法、综合方法,国学才能走上兴盛之路。     

国学与朴素管理学——朴素管理学中的传统文化应用

企业管理看似复杂，但其重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管理，主要为关注员工；二是对外管理，主要为关注顾客。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这两个方面的管理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企业善待员工之利，员工重视企业之义”是对内管理过程中的朴素逻辑，“真心实意地对待顾客”是对外管理过程中的朴素逻辑。在这两个逻辑当中，可以引入国学的人文关怀，并设定传统文化“仁恕”之道作为朴素管理学的指导思想。这样，企业管理将变得相对容易和高效。     

国学研究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对接及资源整合——以中华石鼓园文化创意产业为例

在信息革命为内核的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国学研究与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不期而遇。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要向纵深发展,就应该与国学研究进行积极对接,协同创新。从传播方式、存在形态以及受众需求等三方面看,国学研究与文化创意产业都有深度对接的可能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发挥行业优势,以按照竞争体系积极整合国学研究资源,同时,以国学文化为原点,布局创意产业群,发挥集群优势。在深度融合、协同创新过程中,应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价值取向,切实发挥文化产业的文化服务功能。     

细节的政治——近年来海外汉学视野中的张爱玲研究

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日据上海时期的写作形成了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战争、宏大与细微的另类叙事潮流,尤其是张爱玲极具特色的"细节"描写,更蕴藏着特殊的人生观和政治诉求。近年来海外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开展张爱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中观照张爱玲以及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与政治关系的特殊视角值得关注。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及新进展

中国的词，早在唐代就传到了日本。弘仁十四年（823），日本嵯峨天皇、有智子内亲王和滋野贞主就有模仿追和之作。但日本关于中国词的研究，起步较晚。明治时期的森川竹蹊，是日本较早研究词学的专家。森川竹磺编著的《鸥梦吟社丛书》收录有中国词话著作七种，并予标点注释，这比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要早出版二十多年，比1921年况周颐和王文濡编印的《词话丛抄》也要早十来年。日本的词学研究，跟研究小说和诗歌的学者相比，人数较少，知道词的人也不多。近十五年来，研究词的学者逐渐增多，论著也增加了不少。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南宋篇》最具代表性。     

中国诗文域外变异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兼谈对钟玲女士《美国诗与中国梦》的一点意见

在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中国诗域外"变异"或"改造"的问题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就这种"变异"或"改造"而言,其中似存在着一种深层结构,分析这种深层结构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对于更好地介入"跨文化的双向透视"具有积极意义。     

严绍璗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严绍璗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最后却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打通学科界限,在古典文献学、国际中国学/汉学、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遵循原典实证的方法论,把比较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提升为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发生学研究＂,建构起体系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理论。     

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女作家研究中的性别视角

近年来北美汉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折，一批女性汉学家运用性别批评理论，从传记生平考据、意识形态语境以及性别政治等角度，对中国现当代女作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传统的汉学研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及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式，为海内外学界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搭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