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习语中的非言语交际表达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英语习语中的非言语交际行为及其特征进行探讨研究,认为英语习语在非言语交际中具有民族性和修辞性的特征,通过身体动作、面部表情、颜色、服装容饰等非言语行为的表达,强调和加强了言语内容,使得习语更加形象、生动、传神。     

略论高校校园文化的大众化和先进性

本文认为校园文化建设要坚持大众化和先进性 ,才能有效地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有利于大学生的素质培养 ,造就高素质的“四有”新人。     

建国初10年浪漫主义诗歌的美学特征

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 10年中 ,时代的光明和对未来的向往形成了最大的权威话语系统 ,而这也就促成了主观拥抱现实的诗人们抽象想象式的自我表现。胡风、田间、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创作 ,从梦幻般的生活想象到生活的抽象化与激情相交融中的诗性阐释 ,体现出了这一时期浪漫主义诗歌审美内涵的构成与演变。他们的诗用时代权威话语所赋予的“现实规范”和浪漫主义艺术策略相融合 ,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     

无理数e在电路基本理论中出现的物理意义

对无理数e在电路分析中出现的几个典型例子作了分析讨论，明确指出：由1／e决定的特征常数可以在时间分布上和空间分布上，把一个按指数规律非均匀变化的问题，用一个等效的均匀变化的问题来表示；可以反映初始变化率与最终稳定值之间的联系；可以更深刻地反映某些物理过程的本质特征。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麦尔维尔海洋小说到悲剧小说转变的成因分析

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文学创作上从前期海洋小说到后期悲剧小说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不论在风格体裁,艺术特色还是创作主题,尤其是创作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研究发现,麦尔维尔思想的二次成长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变.本文从麦尔维尔在好那陆陆的生活经历,与霍桑短暂却火热的友谊,以及对莎士比亚和卡莱尔作品的广泛阅读三个方面研究麦尔维尔思想的二次成长,从而说明麦尔维尔思想的二次成长从根本上促成了其从前期海洋小说到后期悲剧小说的巨大转变,把麦尔维尔的创作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论张承志小说的意象建构与审美品格

张承志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倾诉性,小说文体的诗化色彩十分突出,小说作品的意象较为丰富。张承志常常以丰富的意象建构使作品充盈着浓郁的诗意和抒情性,同时也体现了其小说独特的审美品格。     

古籍整理与方言的关系

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古籍中因方言的存在而造成了异文和疑难词语的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古籍训诂应该重视方言的研究成果的问题。总之，本文旨在论述古籍整理与方言（包括古代和现代）研究的重要关系，不重视０方言研究的成果，就难以很好地做好古籍的校勘和训诂工作。     

贾府的道教风俗及其“悲凉之雾”

道教的消灾祈祥法术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贾府,无论主子或奴婢,有的佩戴护身符欲消灾避祸,“仙寿恒昌”;有的炼丹烧汞欲升为神仙;有的打醮设道场欲解除冤孽;有的作法欲诅咒他人等。然而,那些欲消灾者病缠身,欲成仙者命早亡,欲害人者先害己,落了个烟消云散的悲惨结局,无不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撩起悲凉的雾纱,可以窥探出曹雪芹对道教“助教化”无望又找不到“补天”良策的彷徨苦闷心情。曲曲悲歌实际是曹雪芹对道教信仰及其法术失灵的形象化宣泄和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