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回归的根源

一、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的回归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是沙皇时代还足共产党时代,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思想体系分析法的构成要件及具体运用——以揭示“民贵君轻”专制本质的学术路径为例证

"民贵君轻"的本质是中国现代学术界历时久、歧义多、影响广、关系大的论辩话题,因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随意演绎、主观臆断而导致的误判很常见。解答这个课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与社会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系统研究。在系统检索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思想体系分析法的诸多构成要件,包括分析文化根源、主体特质、理论结构、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等一系列环节、思路和视角,将历史事实提供的证据链条和学术分析应有的逻辑链条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可以明确判定:"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要素及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属于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命题。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性、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断挑战这一"千古传奇"和"历史定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进入,而是源自长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从主体看,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农民自由主义,核心要素是自由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在自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潜藏于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它也受到专制政体的压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同时又极大地释放了被压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由此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大提升了东方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系。     

霍布斯不是自由主义者吗?: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价值——评钱永祥"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吗?:谈自由主义的一项必要成分"

一、前言 托马斯·霍布斯(Hobbe8 T.1588～1679),有史以来最富争议的政治哲人.对于他,人们议论纷纷、争论不断.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①.奥克肖特认为霍布斯政治哲学本身即是反专制主义的②,而麦克里兰则认为霍布斯政治哲学对专制合法性进行了论证③,更多的人则委婉地说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或者奠基人④.     

试论唐玄宗与肃宗地位之嬗变

唐玄宗夺取皇位主要是通过马嵬驿兵变、灵武即位、诛灭永王李、迁太上皇于京师等几个步骤逐渐实现的。唐玄宗与灵武即位的肃宗在安交之乱的硝烟弥雾中进行了一场权力更迭的政治较量，玄宗终因逃离京师失去民心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而肃宗政争的胜利，恰是玄宗晚年悲剧生活的开始。玄宗与肃宗的斗争与内耗影响着唐代中后期的政局，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必然产物。     

专制起源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亦即以"公有"或"国有"为其现象的"国王官僚所有制"及其所产生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家族宗法制的自给自足经济——乃是东方专制政体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专制制度的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反之,西方"古典的古代"生产方式——亦即每个公民都是真正私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私有制——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民主制度的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     

十五英寸等雨线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诚然有地理、气候方面的因素,但我们说,那只能作为辅助性参考,不能单独拿出来一概而论。我相信,“地理论”者也许只是出于学术兴趣,间而涉及到了地理位置对制度及战争的影响,一切都是善意地从学术出发,并无他意。怕只怕这种学说为人所利用,使之成为间接为独裁者(专制主义)和战争贩子(黩武主义)开脱历史责任的工具。即使我多虑,我也仍然认为现代社会有对此保持关注和警觉的必要。     

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

传统专制主义理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致经历了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 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和宋代新儒的理学专制主义三个理论阶段；这一理论以保守主义作 为政治哲学基础，普遍接受家国同构与政神合一的政治思维模式，倡导群体本位的政治价值 理念，最终落实在政出一孔的政治操作规程；近代维新运动以后，新兴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 自由思想的接纳，动摇了这一理论的学理基础；经由“五四”大潮的冲刷，传统专制主义理 论终结。     

论孟子义利观的困境和出路

基于“先知先觉”的英雄史观的思维模式,孟子简单地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要求统治者“先义后利”而民众“先利后义”,将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无视义寓于利﹑利寓于义的道理。孔孟仁政的实质是人治,其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性善论”),在政治实践上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人治的出路在于法治。只有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可能展现孟子义利观的本真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