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

东汉中后期名士郭泰生命历程经历了三次转折,总趋势是由积极入世转向避世.他以其不仕不隐的独特风姿享有盛名.其行为缘于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而士群对其行为持理解和赞赏态度,反映了艰难生存处境下士人的矛盾心态.后世对郭泰毁誉不一,表明不同时期士人在道义感和生命意识间取向相异,它所揭示的是儒家人格在中国士人心态史上的流变.     

论东汉外戚幕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

外戚幕府文学的兴盛以外戚的强盛为依托,以文士与外戚的和洽为基础。功勋大,受亲宠,文化素养高,这是东汉外戚发达之本,也是文士认同外戚的关键。光武帝和汉明帝抑制外戚,章帝尊宠外戚,文士和外戚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亲附的转变。东汉章、和之世,尚文之风遍及朝野,掌权外戚礼遇文士,文士纷纷入幕,外戚幕府由此成为文士胜场。在幕主马防、窦宪器重之下,文士的建功热情和创作活力全面激活,一大批反映兵武征旅、颂扬大汉威德的作品应时而生,以其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和豪迈俊朗的风格独树一帜。     

古代的两位“好好先生”

正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其《古今谈概》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东汉末年的司马徽是个出名的"好好先生",他与人交谈时,从不谈论别人的不是,无论好事坏事,一概说好。有人问候他:"近来身体如何?"他回答:"好。"有人向他诉说自己最近刚刚死了儿     

知识形态的王权规划——论东汉前期的意识形态策略

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得以空前增强,是通过王权对知识形态的规划来实现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的提倡,为士人确立正面榜样,以达到对他们的引诱与规划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宣布图谶于天下",对思想进行强制性规划,为知识者提供一套不可逾越的参照系;再者,通过白虎观会议,议定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对各种知识形态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服务于帝王意志。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东汉顺帝“八使”巡行事件始末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的"八使"巡行郡国事件,是研究汉代"风俗使"制度时不可多得的个案。"八使"出巡,是在当时吏治松弛、监察制度濒于失效的背景下出台的。良好的儒学修养、丰富的从政经验、清正耿直的个人品性、忠公无畏的职业操守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威望,是入选"八使"的重要条件。为便于履行使命,顺帝授予"八使"光禄大夫头衔和举劾地方官吏的特权。"八使"在"劾奏贪猾"方面的表现引人注目,其吏治整顿效果不容忽视。"风俗使"出巡郡国虽为"善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担任皇帝特使的经历,对"风俗使"个人的命运、前途均有影响。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选择东汉政区地理这样的课题,处境颇有点像宋人做诗。钱钟书先生曾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过：“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所谓幸,指的是有了一个好榜样,可以省去许多探索之苦;而所谓不幸,则是面临着前人辉煌成就的挑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做东汉政区地理,前面那座唐诗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