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献祭礼物的象征性交换

不同于人类绝大部分交换所遵循的交换者二元对等、相异物品交换、延时交换等原则,箐口村哈尼族丧礼中即赠即还的献祭牺牲礼物,有赠与者与两类接受者共三方参与,同时涉及现实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两大层面。这种象征性交换的形成,与当地哈尼族的文化观念、经济因素、社会互助等息息相关,其实质是借助一般交换的象征形式,建构多样化的再分配与互惠关系,有效实现当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于人类丰富多样的礼物交换方式,只有在整体性、多样性和变迁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加以理解。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超越时空的礼学对话——《〈丧礼撮要〉笺释》跋

曾祖彭天相先生这本历经百年之久的《丧礼撮要》抄本，终于得以由台北秀威出版社点校出版。本书（《（丧礼撮要）笺释》，以下原著简称《撮要》、点校本简称《笺释》）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祖彭天相先生《丧礼撮要》抄本点校、笺释。     

论汉代丧礼中的以礼入法现象

在两晋南朝的法制思想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它是丧礼正式入律的标志。我们在探究西晋"准五服以制罪"的来源时发现:汉时法律的一些处罚原则已经是按服叙的远近为依据的了,这表明汉代的丧葬礼制对法律的影响作用是很强的,其对魏晋时期"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了汉代丧礼中部分以礼入法的现象,来具体考察汉代丧葬礼制在法律中的表现形式。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孟子之礼学

孟子强调礼的宗法等级性,肯定礼的政治价值和人生价值,用礼区别人与禽兽以及君子与小人;从人性之维证明礼之于人的内在性,从心灵之维说明礼内在于人之身体之中,为礼的存在寻找内在根据;重视丧礼,坚守三代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与孔子重久丧而轻厚葬有所不同。     

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

该丧礼文献乃系传统村落文化田野考察所得,是相对于我国古代官方"国礼"文献而言的"村礼""族礼""家礼"新见文献。因而,《文公家礼·丧礼》一方面其体现了官方大传统下的儒家正统丧礼的观念,另一方面因受历史、地域以及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自成特色,是研究清代湖南地区社会风情、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丧礼的重要新见史料,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魏晋南北朝丧礼学的兴盛及其实践

丧礼学作为一种礼学理论和学术现象,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丧礼学呈现出繁荣景象,具体表现在精通丧礼学的礼学家众多,有关丧礼学的著述丰富,以及对丧礼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丧礼学的实践主要体现在礼学家和丧礼著作不仅为朝廷制定丧礼和议礼提供理论根据,而且直接指导丧礼的实践等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丧礼学之所以繁荣并在实践中大行其道,除了学术自身发展的原因外,还与纷乱的社会背景和维护统治的现实需要有关.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代权变与制度隐忧——以苏北鱼村“一子两挑”的家庭为例

“一子两挑”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日常实践中为应对现实需求而形塑出的权变模式,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小家庭呈现出双系继嗣的制度幻象。然而户籍的分离和财产继承的身份边界将小夫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将孙代的姓氏与财产继承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小家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夫妻小家庭因利益、感情、现实等因素避重就轻地游走在两家之间,父代被置于劣势地位,家庭养老逐渐向“管好最后丧礼”的形式化孝道蜕变。由此来看,“一子两挑”的婚居实践确实改写了男性单系继嗣的家庭制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隐忧,是否会转向双系继嗣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