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明代中后期社会下层价值观的转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思想的地位，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等价值观是儒家思想的根本。而到了明代中期，封建农业经济内部孕育出了与母体相矛盾的商品经济，并逐渐繁荣起来。商业和手工业的成果和利润刺激了一向受贫困压抑的社会下层民众，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着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价值观念也在向重利、重商方向发展。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应正确处理五对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应正确处理"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连续性；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论维新思想家的三重和谐理念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运用文献分析等方法对维新思想家的三重和谐理念进行研究.维新思想家的三重和谙理念谋求以下三类关系的和谐,即义与利、利己与利他、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义与利的和谐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并重;利己与利他的和谐主张"己他"兼顾,"己他"两利;个体与群体的和谐主张爱群利群,培养公德意识.     

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与朱熹《孟子集注》比较之一二

中国经学历史上,许多经学大家都曾为<孟子>做注,而赵岐作注,孙爽作疏和儒学大师朱熹的注最为后人所重,二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差异,其中,赵岐认为<孟子>首章在讲"仁义" 治国,而朱熹则认为孟子在说天理与人欲;赵岐认为<孟子>末章在学孔子"叹而不怨",而朱熹则借以发挥理学家的"道统"观等等.     

浅析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义与利

当我国迈进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的传统观念也开始遭到冲击。义与利成为当今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当今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义利观的现状厦其变化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建立“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     

论道德与物质生活条件

在道德与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以往在理论上强调物质决定论,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但在具体论及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物质决定论,偏面强调道德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变化的不一致性、不平衡性。事实上,二者的不一致性、不平衡性只能是一定条件下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而二者的一致性、相应性、平衡性才是其基本的和本质的方面。道德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要通过制度伦理建设,形成良好的利益环境,保证利益与道德的统一;要努力寻求道德与物质生活条件的平衡协调发展。     

变局与破局：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阐释

为了破解战国"大变局"中的国际"丛林法则",完成天下统一的历史任务,法家提出了"尚力""尚利"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主张"实力至上""独立自主""治内裁外"的外交原则与方法。法家认为,国家必须以增强自身实力为首要任务,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并不断地发展改革内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捍卫国家利益。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今天也不乏启示和镜鉴。当今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新的历史大变局中,我们首先要努力增强国家"实力"来捍卫自身"实利",同时还要着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到"德"与"力"、"义"与"利"的统一。     

道德价值转型中的清末彩票

"尚义耻利"、"为善得福"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正是借助"为善"之名的"义赈"而得以产生.对于"义赈彩票",社会民众基于"君子言义"以及"乐善之心"的传统文化而给予普遍的认同,官方也采取不干涉态度;而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各色彩票,社会舆论最初大多持禁止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彩票的弛与禁也呈现出博弈之态.隐藏在这种博弈后面的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与经济的双层互动.     

领导干部历史文化素养培育研究——评《领导干部读党史经典》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各级领导干部是其重要的骨干成员,该群体历史文化素养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及领导水平。在我国浩瀚如烟的典籍史书之中,蕴含着许多有关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过程中,应将提倡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学习中外历史,尤其是学习中国近代史与中共党史放在重要位置,以此实现对各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素养的有效培育,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真正意义上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