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辛丑之际“惩赵”风波探析

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以内外达成辛丑议和而告终.在所议条约中,惩办“首祸王大臣”成为议和关节所在.时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名列其中,成为祸首名单中颇受争议的一位.从“惩赵”过程看,似是列强步步紧逼,清廷诺诺惟退,背后却是全权大臣、地方实力督抚与列强谈判代表之间多方力量的互动与交织.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的功过研究综述

60年来学术界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研究深受官方评价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历经曲折,近20年来总的趋势是向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项英的新形象已树立起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有六大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员工以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一定有经济补偿吗？

【案例】鲁某于2014年6月28日进入上海某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从事电焊岗位工作，每日工资170元。2015年6月9日，鲁某以公司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用人单位提交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后鲁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庭审中查明鲁某2015年1月、2月确实未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其他月份均由公司为其正常缴纳。公司称未缴纳的原因是2014年1月公司进行人事变动，由于人事专员工作交接产生失误，导致一部分员工漏缴了两个月的社会保险费，于2015年4月发放通知要求漏缴社保的员工进行登记为其补缴，并提交该通知以及其他员工补缴记录为证。而鲁某自己未向公司反映漏缴的情况，由于公司员工人数较多，公司对于鲁某漏缴的情况也不知情，现公司愿意为鲁某补缴2015年1月、2月的社会保险费，不同意支付鲁某经济补偿。而鲁某认为，公司人事工作的交接失误客观上造成了本人漏缴社会保险费的事实存在，本人据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就应当支付本人经济补偿。     

汪精卫对日观的演变及影响

汪精卫的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因素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汪的对日观逐渐形成,并不断发生着演变。留学日本时期,汪对日本充满了羡慕和崇拜之情。巴黎和会后,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一.二八事变后,他由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逐渐发展到主张推行对日亲善外交。七七事变后,在对日方针是抗战还是谋和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谋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昭和天皇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军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视线,使满洲独立,制造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之后,昭和天皇没有支持外务省的稳健政策,而是一再批准增援,并通过嘉奖军队、增加军费等方式支持军部扩张。在"满洲国"独立问题上,昭和天皇不仅完全了解,还采取了完全赞同和配合的态度。当"满洲国"的独立遭到国联的批评,国联拒绝承认时,内阁决定退出国联,对此昭和天皇表示支持,并向国民发布诏书说明退出国联是正当的。在昭和天皇的主导下,日本国内意见逐渐统一,形成了支持军部扩张与军部合作的总态势。     

藏区基层政治变迁"应为"裂变与重构——"博峪事变"与卓尼藏区基层政治变迁

1937年,卓尼世袭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及家属,被其部下姬从周杀害于博峪村,史称"博峪事变".事变后,经多方博弈与妥协,甘肃省政府藉善后之机"改土归流",设立卓尼设治局,从此国家基层政权进入卓尼藏区,开启了世俗性国家政权对卓尼藏区地方政教体系的更替进程,引发了卓尼藏区基层政治体制的裂变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