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19世纪末20世纪韧，为适应当时大量兴起的新式学校的急需，为满足社会对“新学”和“西学”的认知渴求，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译介新式教科书的运动，京师大学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已刊和未刊档案及相关资料，对京师大学堂引介翻译西方教科书的活动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京师大学堂译介的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对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奠定和传播，起到某种奠基性的作用。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光绪皇帝在北大的演讲

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是西山红叶灿烂之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光绪率领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一同出席。三天前，光绪还特意嘱咐杜怀川刻印了一批传单．贴满北京城。一时之间，整个北京城像炸了锅一样，大家议论纷纷，猜测这个京师大学堂究竟有何魔力。竟会引得皇上和朝廷如此重视。     

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毕业学员考述

为了格致实学、陶铸人才,清末最后两科进士被要求进入京师大学堂肄业,于入职之前接受西学教育,大学堂因此专设进士馆。1906年8月,科举已停,不再开进士,馆内学员不继,难以久存,因此变通进士馆办法,将甲辰科进士学员资送日本游学,癸卯科进士仍留馆中直至毕业。1907年初,进士馆迎来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馆内毕业学生,共计内班77人,外班28人。以内班毕业学员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变革时代的职业与人生选择,勾勒其作为"过渡社会群体"的特定影像,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变革时代中国所经历的冲突与熔融。     

张百熙与晚清教育改革

张百熙在担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期间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革,他主持制订和参与制订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更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对全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

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但既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又不许外人过多染指.于是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纠葛.庚子事变后,人事有重大改组,传教士被集体辞退.此举意义重大,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即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高考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

“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中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110年的历史。     

老北大出版物述略

据昌明公司的陆费伯鸿先生称,学校有出版物大约以俞复、丁宝书等在无锡创办三等学堂为最早,时间约在19世纪末。俞、丁等因学堂无适用教科书而自己动手编写了《蒙学读本》七编,为出版此书他们创办了文明书局。文明书局成为我国出版教科书最早的机关。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三册     

“三不”是面镜子

读闲书时,忽然发现许多名流贤达都有自己的“三不”。不少“三不”或为长寿的秘诀,或是为人为文之道,读来令人受益匪浅。从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到如今的北京大学,历任校长声望以蔡元培为最。北京大学校长虽然是由政府任命的,但蔡元培给自己立的原则为“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不做官”是为搞好教育,另外两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有感而发的。     

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

本文通过研究分析一百年前京师大学堂从酝酿、倡议到筹办、创立的历史过程,论述初名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为什么是戊戌维新和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并考证京师大学堂创办和开学的具体经过和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