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探讨“法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 ,揭示“法治”的本质即“人治”及其原因 ,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展示“法治”、“德治”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义重大.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或者轻视,也不是走向人治,而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德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切实深入地在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对中国移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解释学反思

法律移植以理解为前提,理解是视域的融合;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难与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视域融合,因为二者有着实质性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中国培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所需要的文化生态环境--商业社会.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论柏拉图《政治家》中的政体思想

<政治家>是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从理想到现实、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政治家的人治作为理想但不可实现的政体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法治得到了承认,被认为是人所能及范围内最优的选择.进而,柏拉图依据法律的有无以及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对现实政体进行了分类,并排出了从优到次的价值序列.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不仅是其自身政体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治理国家应当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 ,我国的治国方针由“人治”到“法治”转变 ,并发展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